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后的撤退为何会演变成溃败?
深度军事
2020-09-16 07:49:10

老周

摘要:1937年8月到11月的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的最后阶段,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为什么会演变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溃败?

图1: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反击

1937年8月到11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总计超过了一百万,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虽然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呓语,但最终中国军队还是以上海全部华界市区沦陷的失利而告终,战役尾声阶段,中国军队为避免遭到合围,被迫撤离淞沪战场,但为什么这场撤退会演变成毫无秩序的溃败?

这还得从淞沪会战开始说起: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

8月14日到23日,中国军队先后投入5个师又2个旅,五万之众围攻在上海的日军六千海军陆战队,史称“十日围攻”,但最终功亏一篑,不要说一举消灭在上海的日军,就连将日军赶下海的最低限度目标都没实现。

8月23日,日本第3、第11师团分别在宝山和川沙口登陆,这是淞沪会战的第一个转折点,中国军队不得不调集大量部队在蕰藻浜、罗店一线全力阻击登陆的日军,这就形成了淞沪战场的北线;市区则成了南线,同时对市区日军也只能转攻为守,战场主动权就此易手。

9月6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发布《淞沪会战第二期指导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根据淞沪会战的战况,认为下一阶段作战,将有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层目标将南线市区和北线登陆两处日军各个击破;如果第一层目标无法达成,就主动转移到二线日军陆海火力难以协同的地区,采取攻势防御,挫败日军的进攻;第三层目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动撤退到上海后方吴福线(苏州到福山)、锡澄线(无锡到江阴)既设国防阵地,再行决战。应该说,这个计划是一个积极又不失稳妥的方案,并不是呆板地在濒临东海便于日军海空火力优势发挥的上海近郊,和日军进行寸土必争的坚守防御,而是主张集中兵力、攻势防御、各个击破等战术原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划,但非常可惜,后来战役的发展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针进行。

9月11日,鉴于在蕰藻浜、罗店一线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很大进展迟缓,因此参谋本部决定派遣第9、第13、第101师团、野战重炮第5旅团和第3飞行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增援淞沪战场。这些部队于9月底10月初陆续到达上海,这样日本陆军在上海集结的部队已经达到5个步兵师团和1个炮兵旅团,总兵力约12万,火炮300门,坦克200辆、飞机200架。

图2:淞沪战场上的日军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调集各路部队驰援上海,并在9月22日将淞沪战场的部队编为左翼、中央和右翼三个作战集团,分别负责北线蕰藻浜、南线市区和东线浦东三个地区的作战。此时,中国军队投入的部队已经达到步兵35个师又7个旅,炮兵1个团又4个营,总兵力将近四十万人。

10月26日,北线防线的核心枢纽大场,在经过多日激战反复拉锯争夺后,终告失守。这是淞沪会战的第二个转折点。由于大场失守,可以说整个北部战线被撕裂,而且直接威胁到南线市区闸北的侧后,不但整个北线再难继续支撑,就连南线市区都无法坚持,迫使中国军队主力撤到南翔一线,部分兵力则撤到沪西苏州河以南,依托苏州河组织防线。苏州河以北的市区除了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作象征性抵抗外,已经全部弃守。

其实,在日军8月23日从宝山登陆之时,中国军队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逐次抵抗逐次后退,而不是在蕰藻浜一线与日军死打硬拼,将一个师又一个师填入有着“血肉磨坊”之称的罗店、大场一线,用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优势死磕。第9集团军司令部和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的大部分参谋,都认为应该遵循持久消耗的总战略,在淞沪战场应该及时调整战线,将主力有序撤至吴福线、乍平嘉线(乍浦经平湖到嘉兴)。

图3:日军占领大场

在9月中旬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右翼集团总司令张发奎提出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军兵力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长期作战”。9月20日,右翼集团总司令陈诚也提出,“为长期抗战考虑,须转移阵地逐次抵抗”。10月初,在南京大本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也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的战斗力”。但蒋介石对这些明智的建议都没有采纳,他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加上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里就提到西方不愿向中国提供援助,主要就担心中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屈服,那给中国的援助不都打了水漂了——就应该不惜一切,死守到底。

就这样,从9月初到10月中旬,差不多四十天,中国军队在蕰藻浜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不但白白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且也错失了主动后撤的宝贵时机。

10月26日由于大场失守,北线防御被突破,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到南翔和沪西苏州河一线。但第二天(也就是10月27日),蒋介石在得知《九国公约》即将召开后,就要求前线部队继续坚决抵抗,显示中国的抵抗,促使《九国公约》能够制裁日本。因此甚至要求已经开始撤退的部队停止撤退,返回原防区。白崇禧、刘斐对这一命令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撤退已经开始行动,如果现在停止撤退还要返回原阵地,必然会引起部队混乱。但蒋介石固执己见,并于28日亲自来到南翔,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部队在上海必须再坚持一段时间,至少要到11月10日以后再决定是否撤退。

如果大场失守后,立即果断撤到吴福线,还是有机会的。但这个最后的机会也被错过了。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固执要在上海不惜代价继续坚守,迟迟不愿意调整战线,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打破日军的预定计划,将作战重心从华北转到华东。这个意图实现了,到10月下旬,日军在华东战场投入的兵力达到了2个军9个师团又2个旅团,大大超过了在华北战场的2个军7个师团。第二个原因就是通过在淞沪战场上的战斗,推动英、美、苏等大国出面干预,使得中日战争国际化。但这个意图显然落空了,11月3日到2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仅仅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谴责了日本,对于蒋介石热切期望的援助以及制裁日本等实质性措施,一样也没有,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

图4:在淞沪前线的蒋介石

11月5日,由第6、第18、第114师团、第1、第2后备步兵团、国崎支队和野战重炮第6旅团组成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地区不但是中国军队在整个淞沪战场上守备最薄弱的地段,而且有三条通往上海的公路,还可以直接从江苏安徽交界处进攻南京。因此,不仅对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侧背构成了巨大威胁,和北线宝山、大场方向的日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淞沪战场上6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都面临着落入日军合围的险恶境地。更严峻的是日军还能对南京实施战略迂回,可以说从淞沪到苏州、嘉兴、杭州、无锡、常州直到南京全部处在了危急之中!整个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形象地总结淞沪会战,先是中国来了招“黑虎掏心”直取市区的日军,但被日军招架住了,接着日军又还了个右勾拳(在吴淞登陆),中国拼尽全力架住了这一拳,但已经用上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当日军再来了个左勾拳(在金山卫登陆),就再也难以抵挡了。

图5:淞沪会战经过要图

尽管中国紧急调集数个师的部队赶来阻截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但过于仓促,各部队都是陆续投入战斗,无法协同组织起有效的防线,日军长驱直入进展很快,8日就进抵松江。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第三战区只好在11月8日下令全线总撤退,原计划右翼集团撤到青浦到白鹤港一线,左翼集团撤到昆山一线,但撤退一开始,各部队争先恐后,纷乱奔突,完全失去秩序和掌握,在青浦、昆山根本站不住脚,只好继续向苏州、常熟撤退。

本来撤退就是一个对部队行动的组织具有极高要求的战术行动,检验一个统帅的指挥能力,不是看组织冲锋,而是看组织撤退。何况,多达六十几个师,数十万大军,要在南北两翼日军钳形夹击的不利态势下,组织撤退,谈何容易。

在部署上,由于淞沪前线战事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胶着之中,虽然陆陆续续投入了近七十万部队,但兵力上还是捉襟见肘,所以连一支战略预备队都没有——全部兵力都投入了一线,就连金山卫这样重要的战略性门户,都没有一个整建制师的部队,怎么还会有什么战略预备队?

按照张治中在9月间提出的建议,在苏州、嘉兴一线应配置10个师,在无锡、江阴一线也应配置10个师,但问题是,淞沪战场上已经火烧眉毛,哪里还可能会把20个师放在纵深后方?别说20个师,就连2个师都没有!由于没有战略预备队,数十万大军的撤退,就得不到应该部署在后方预备队的接应。这个部署上的疏忽或者说失误,也是这场大撤退最后演变成溃败的一大原因。

图6:撤退中被丢弃的坦克

此外,在撤退行动中,不仅左翼、右翼两大集团之间没有任何协同和配合,就是在每个集团内部,各个军各个师之间,都没有什么协同,撤退行动一开始,各部队就都是自己管自己,如同一个大口袋里装满了土豆,一下子倒了出来,咕噜噜滚了满地都是,怎一个乱字了得。活脱脱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完全没有坚强的后卫部队断后掩护,也没有警戒部队控制侧翼要点进行屏护,以至于几万人的部队被几百人的日军追着屁股跑,整个撤退就没有组织过一场有规模的反击。

再加上日军飞机的空袭,以及挺进队和便衣队对一些指挥机关的袭击,更是加剧了混乱。例如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的座车就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司机、副官都被打死,薛岳及时跳车才幸免于难。再如胡宗南第17军团司令部就在南翔至昆山的公路上遭到日军挺进队袭击,司令部人员和警卫连多人伤亡。

更要命的是,数十万大军的撤退,居然之前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即便不进行撤退的实际行动,作为统帅全局,也必须要制定在不得已时进行撤退的预案,什么准备都没有,简直匪夷所思。高层的指挥机关如此,基层部队就毫无准备了,军师一级部队对自己撤退的路线都一头雾水茫然不知,自然就谈不上派出先遣部队对撤退路线进行勘察,后勤方面,在数十万大军后撤的道路上,沿途也没有设置任何兵站,弹药、粮草、通信、卫生、住宿等等一应后勤保障更是无从谈起。

至于撤退的目的地,吴福线、乍嘉线、锡澄线等在战前苦心经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国防工事,也没有任何准备,掌管这些国防工事图纸和钥匙的地方官员,都已经逃之夭夭。等到撤退部队到达国防工事,既找不到工事图纸,也没人带路,更没有钥匙开门,因此这些国防工事最后都没有派上一点用处。薛岳事后向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就对地方官员批评有加“在国防阵地地区之军政机关人员,尤其兵站、交通、通讯、卫生等设置,全部失去联络,无人负责”。

数十万人的战略撤退,首先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再就是居然没有任何预案,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和组织,各部队之间又没有什么协同配合,更没有战略预备队接应,后勤保障则是“兵马已动粮草无着”的窘迫,国防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再加上日军飞机的空袭和小股部队的袭扰,这样的撤退不变成溃败,那就真的天理不容了。

应该说,即便经历了三个月硬打硬拼的阵地战,伤亡虽然惨重,但士气并没有低落,军纪也还严整,只要撤退组织得好,撤下来之后稍加整顿,就可继续作战。而撤退开始,短短几天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迅速演变成了溃败,士气便跌落到谷底,军纪也荡然无存,让这场惊心动魄的大会战最后结局,实在令人不胜扼腕唏嘘。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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