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梁晓声讲述某副省长无辜被警察殴打戴铐经历

杰人观察平台
2016-05-18 14:47
著名作家梁晓声——没错,就是那个以写知青故事闻名、去年在文艺座谈会上和习总对话的人——曾经以生动而简陋的笔触,回忆了他的一位主管公安工作的副省长朋友,在微服私访上任途中,遭受不认识他的警察肆意凌辱、殴打、上铐和关押的经历。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0年,迄今虽已过去26年,但因为最近连续发生多起警民冲突事件,如北京雷洋事件、兰州和平派出所警察毒打大学生屁股事件、湖南双峰公安局内一名教师因咨询自己久拖不决的案子而遭颅脑损伤事件等,让我对当今警权的过度强势和滥用,深感担忧。
事实上,这些年来,“杰人观察”也在多地多次遭警权欺凌,只不过因为我一是从不嫖娼,连那些场所都不接近,所以避免了“被嫖娼”的机会;二是法律意识强,知道怎么保留证据;三是懂得如何说话,守住法律底线;四是事后能够通过媒体公布经过事实。所以每次遭凌辱后,最终还是以无良警员的低头或受处分为结局。
这一次,看着雷洋事件持续不退的汹涌舆情,看到家属报案书所透露的惊心动魄案情,再加上今天早上看到兰州公安局警员残酷殴打大学生屁股的惨象,我觉得,实在有必要从制度层面讨论如何加强对警权的限制问题。
被兰州公安局和平派出所警察痛殴的大学生屁股
同是政府的执法部门,为什么其他单位诸如工商、环保、安监等部门那么斯文甚至内敛,而只有公安机关部分人员嚣张至极?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奉行“刀把子”思维,把警察当成政府的家丁而不是服务民众的公仆,任由警察仗着政府的强权欺负百姓。
当前,“刀把子”思维和维稳需要,客观上决定了警察权得到了近年来最大的放纵,部分警察对人权的藐视和对法治的践踏,需要郑重看待。而相对这一不良迹象,本应承担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却总是慢半拍,或者干脆充当鸵鸟。那些本该由检察院调查的职务犯罪嫌疑,都交给了媒体和网民去艰难挖掘。监督权的缺位,加上警权的扩张,导致了当前的危险状态。
也许在某些机关和领导干部看来,保护警员是为了保护这支队伍,避免他们的积极性受损。但这些机关是否意识到,如果任由一件又一件的警权滥用事件存在和被纵容,也许这次被伤害或被打死的是一个老实人,但保不准下次会碰上一个危险人物。如此而言,对警权的过度纵容,对维稳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是埋下了隐形炸弹。
从法治的角度看,当前警界最常见的执法问题有这些:一是着装不规范、不愿意出示证件,因为身分不明而导致冲突;二是执法无依据,随意检查、搜查或干涉公民个人自由;三是执法态度恶劣,骂人打人现象依然不绝;四是警员内心傲慢,或特权意识强烈,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有权对任何公民颐指气使;五是无视刑事诉讼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处罚法的明确限制性规定,一切还以过时的《警察法》作为自己滥权的依据;六是处罚任意性太强,完全无视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所有这些问题,都让警察的特权在逐步膨胀,由此埋下了社会隐患。
看着有关雷洋案的各类消息,再看看梁晓声所做的这段回忆,大家会更加感慨——在一个警权无度扩张的时代,别说是一个普通公民,连一个主管公安的副省长也会随时遭受警权凌辱,这种现状,的确应该让高层决策者检讨,并由此改革机制,限制警权,加大法定监督力度。
政府须知,建立一支真正文明、守法、富有人性的警察队伍,才会真正打造政府的软实力,使这个政府更具权威、社会更为和谐。

副省长遭殴记

梁晓声

某省副省长调往邻省(友人、姑隐其名),因是邻省,又因为有沿途走马看花地初略感受一下民俗民情的打算,所以不乘火车,而乘卧车,只带了一名秘书,连司机三人。
时至中午,进入邻省境内,见路旁有小饭店,三人泊了车进去吃饭。
在他们进去之后,又来了几名治安警,于是店主殷殷勤勤地凑上前去,满面堆笑,敬烟敬菜。当然的,先给后来者左一盘右一盘地上起菜来。
这边省长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见没人睬他们,就都有些心理不平衡起来。秘书催问:“我们先来的,他们后来的,怎么先给他们上菜啊?”
只这一句不该问的话,引来了治安警们的一顿臭骂。
副省长起初只向秘书使颜色,暗示他不必发作。大概也是要在秘书和司机面前,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涵养。秘书和司机只好默默听着。这边不还口,那边以为这边懦弱可欺,骂得更脏了。大概在他们,一边骂人一边喝酒,是很开心的吧?
终于连副省长的涵养也经受不住考验了,严肃质问:“你们穿着警服,怎么可以用那么脏的话骂人呢?”
这边一经受不住考验,那边火了,走过来一个人,给了副省长一耳光。
副省长捂着脸,愣了愣,说你们这不是没王法了么?怎么不但张口骂人,还动手打人啊?
那边说:“王法?在这地盘内,老子就是王法。不但打得伤,还要把你扣起来呢!……”说着就亮出手铐来铐。
那边人多,这边三个人,有理跟对方没法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副省长一使颜色,司机起身跑了。
这当儿,副省长和秘书,已被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了。
于是那边照旧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饭。
等他们酒足饭饱了,才将副省长和秘书带到他们经常审讯人的那个地方……
司机跑了,副省长心中有底了,任怎么审,只一句话,一会儿有人来告诉你们我是谁……副省长不多说,秘书更不多说,那些人七分真醉三分假醉地借着酒劲儿,就动起了拳脚又是一顿揍……
再说那司机,在省界边上,驾着车兜来转去,一时也找不到个打电话的地方,一直把车开到了小县城,才打通搬救兵的电话……
电话是直接打到省里的。省里再返过来打到地区,地区打到县城等县城公安局派出警车跟随副省长司机赶到扣押副省长那个省界边儿上的小派出所,那已经不是“一会儿”了,而是四五个小时之后了……
偏偏我的这位副省长友人又是调到邻省抓公安工作的,那个省界边上小小派出所的全体警员,皆被清洗出了公安队伍。
我到他那个省去的时候,他亲口对我讲了他的经历。
我当时说:“我得把这件事儿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们知道!”
他说:“晓声你不能写!”
我说:“为什么?”
他说:“现在我抓这个省的公安工作,你曝光这件事,我也光彩不到哪去啊!……”
这是一九九零年的事。我一直遵守诺言,不曾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这件事。后来倒是因为他自己在省公安会议上讲了这件事,被记者捅出,一时间曾各报转载。我把这件事记在这里,实在等于是“炒冷饭”。
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不过觉得事件很典型。很能说明些问题……
陈杰人,湖南双峰县人,中国“方圆智库”创始人、理事长,某高校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知名时事评论家、法律文化学者,公共关系专家,曾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社等媒体供职多年,并入选“中国最有影响力100名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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