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2014-09-08236

对比重庆、延安与日军三方数据,可得出较准确的大概数据。

国民政府方面数据:两个俘虏收容所先后关押过日军俘虏千余人

短史记第232期讨论“八年抗战消灭了多少日军”后,有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了解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总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关于日军战俘的问题,日方的数据,据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①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国民政府方面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战俘数字。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国军战报显示,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名,远征军俘虏日军647名,湘西会战俘虏日军247名等。②因战时宣传需要,以上数字存在一定夸大,不宜轻信。

相比之下,通过考察中国战俘营曾关押人数,得出的结论应当更为可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建立过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设于陕西西安,后迁宝鸡;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先后迁往贵州镇远、重庆巴县。1939年时,桂林、重庆曾设临时收容所(关押的战俘后来都转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

第一收容所早期关押的多为日军飞行员,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成为俘虏。③延安也曾将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据统计,在“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收容俘虏五百余人” ④。

至于第二收容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共有俘虏403名,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以及一名俄国人。俘虏以步兵为主,大都在中国东南部被俘,原属日军第三、第六、第十三师团。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还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⑤

在这千余名可以确定的战俘中,级别最高者为松野荣吉,曾任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俘。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延安方面数据: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名

八路军、新四军也俘虏过为数不少的日军。因皖南事变后不再向国民政府上交俘虏,故该项数据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统计,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⑥

在战场俘虏之外,还有746名日军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感召下,主动投降。按照通常的说法,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的18%,1943年是48%,到1945年升至125%。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除将部分日俘交给第一收容所外,主要实行释放战俘的政策。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要求:“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 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后来因为有的日俘在放回后被杀,八路军遂改释放为教育。

1941年5月,以教育日俘为目的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建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任校长。不久,晋西北等地陆续成立分校。至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400多名日军战俘在延安学习;山东分校轮训日军俘虏200多人;华中分校曾有学员43人(日本学员31人、韩国学员12人)。⑦八路军对日俘极为优待,规定其“伙食费比较我军菜金增加一倍”“粮食供给机关尽量拨一部大米或白面等供给之”“衣服、被毯、鞋、袜应按需要从优发给”等。⑧

八路军、新四军公布的日军俘虏中,有更多的军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军大队长三人、中队长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学与山谷悦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⑨

从以上资料来看,日方与国方的统计较为接近,而与共方数据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冈村宁次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而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以至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其二,延安方面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45年10月,不同于一般的统计截止时间(1945年8月日本投降)。⑩

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注释:

①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②⑨胡卓然:《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西苑出版社2012年,第90、87页;③张光祖:《抗战中的大同学园》,陕西文史研究馆编《存真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④葛祥邻:《大同学园碑记》,《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⑤杨安定:《和平村的日本俘虏》,《新学生》,1944年11月—12月;《镇远俘虏抑留所视察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2534600,转引自袁灿兴《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⑥《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下)》附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65页;⑦肖冬:《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创办的日本工农学校》,《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⑧《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1941年9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⑩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发布停战令,华北日军为固守原防而死伤失踪的人数高达9000人。见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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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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