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呢，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手的感觉要保护好。”正是这双“长了眼睛”的手将16000多名患者从生命的绝境中拉了回来，并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
由于常年手术，吴孟超的右手明显变形，食指指尖微微向外侧弯，形成一个“V”字形，虽不适合签字、吃饭，却是拿手术刀最利索的构型。在他们夫妇墓地的纪念像边，就是安置着吴老拿着手术钳正在进行手术的雕塑。
吴孟超院士、吴佩煜教授的纪念铜像并肩而立（图源：人民日报微博）
人生选择，踏上艰难的肝胆医学之路
1922年，吴孟超生于福建一户贫苦农家，幼时便跟随双亲到马来西亚讨生活。
吴孟超的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尽管生活十分困苦，但始终坚持要让孩子读书，作为长子的吴孟超自然成了家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他半夜去割橡胶、下午才能上学，艰辛生活铸就了他坚强的毅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吴孟超就读的光华学校是当地进步华侨创办的，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十分浓厚。“那年头，光华学校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的各项活动……”
作为班长的吴孟超在初中毕业时，动员同学们将原本用于全年级聚餐的费用，通过陈嘉庚领导的爱国抗日组织转寄给延安的八路军。没想到，这笔捐款竟然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和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信……
1993年吴孟超夫妇重返阔别50多年的位于马来西亚诗巫的母校（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这段经历让他萌发了回国读书、参加抗日的想法。1940年，初中毕业后，吴孟超毅然放弃了父母为他做好的“去学做生意”或“去英国念书”的安排，与五位同学一起踏上了回国抗日之路。
吴孟超初中毕业时的照片以及在新加坡办理的回国护照（1940年，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第一次踏上祖国大地的吴孟超，看到满目疮痍的山河和惨遭屠戮的人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报国之心，延安去不成，只能选择 “科学救国”之路，前往同济大学附中读高中。
6位准备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在昆明合影（前排左一为吴孟超，由吴孟超提供）
1943年，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大学毕业前夕，学业有成的他毅然选择留在祖国，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原李庄祖师殿）的大门（2016，方鸿辉摄）
1949年，吴孟超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为了能当上一名外科医生的理想，他拒绝了分配他留校干小儿科的机会。当时，他获悉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正在筹建，便决定前去应聘。吴孟超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主考官，于是幸运地成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附属长海医院外科的一名住院医师。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细化，吴孟超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究竟该向外科的哪个领域发展。最终，在导师裘法祖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当时在我国完全是空白的肝脏外科。1958年，医院批准他和张晓华、胡宏凯三名军医组成肝胆医学攻关小组，由吴孟超担任“三人小组”组长，从此揭开了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
吴孟超仔细与娴熟地手术（2015，方鸿辉摄）
肝胆相照，勇闯医学禁区
研究肝脏该从哪里入手？当然得从解剖学入手。只有透彻了解并掌握肝脏内部的解剖结构，才能进一步对开展肝脏手术的研究。吴孟超带领“三人小组”从制作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入手，历经无数次失败，在容国团荣获世界乒乓球冠军的启发，试用制作乒乓球用赛珞璐材料的溶液灌注技术，制成了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
吴孟超对照文献，仔细研究标本，理清了肝脏内纵横交错复杂管道的关系与结构层次，科学又大胆地提出了肝脏解剖学上的“五叶四段”的创新理论，并得到了1960年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与会专家的认同。
这一肝脏解剖学基础理论的创立，彻底改变了世界医学界对于肝脏的理解，为现代肝脏临床手术的广泛开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并被医学界公认是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首项重大突破。在此后数十年的实践中，“五叶四段”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手术的成功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并被收入多部理论专著和医学教材。
掌握肝脏结构，也就破解了肝脏手术的“密码”。吴孟超认为按照“五叶四段”理论，对肝脏作分叶切除，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的并发症，能实实在在地完成肝癌的切除。
他还相继在动物身上成功进行一系列“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的实验，同年在临床上也取得了成功，打破了常温下肝脏切除手术的禁区。其独创性在于通过间歇性阻断进入肝脏的血供，不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而且可以在常温下施行肝脏手术，简化了过程，减少了创伤。这项临床技术的创新也很快得到推广，手术成功率也得到显著提高，使手术患者广受恩惠。
又摘下一个大瘤子（吴孟超办公室提供）
1963年，吴孟超突破“禁区中的禁区”，成功实施中肝叶肿瘤切除；1975年切除了迄今仍属世界上最大的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1978年对首例确诊原发性肝癌患者施行同种异体肝脏移植手术；1979年提出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的概念和相应的策略；1983年成功地为仅4个月婴儿作了巨大肝母细胞瘤切除术，逐步建立起了婴幼儿肝脏外科体系……
20世纪90年代，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腹腔镜下肝癌、肝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肝破裂修补术和肝动脉结扎术，并且在肝癌早期诊断、肝癌病理特征、肝癌标记物、肝癌的免疫和基因治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癌术后复发的二次手术策略、肝脏移植等多方面临床与基础研究上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些系列基础理论与临床技术的创新，极大提高了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显著延长了术后的生存时间，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70年代末的16%，上升到21世纪初的53.2%，其中最长的术后健康生存竟达到46年。
手术前还得细读病人的病史（2015，方鸿辉摄）
“医术虽有高低，医德最最要紧”
吴孟超认为一名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凡是由他亲自操刀的手术，每次缝合结扎都坚持用手、用线，他常不厌其烦地对年轻医生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可分文不要。”
2005年冬天，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机关考虑到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孟超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
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老说：“一位河南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这是早就定下的日程，让你们等我了。”
这就是吴孟超，一位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好医生。
2021年5月22日，吴孟超在上海逝世，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同事们说：“我做了70年医生，60年都只干一件事，就瞄准一个目标，那就是攻克肝癌。我的职业历程像一条上升的曲线，而现在我希望你们能把这条上升路线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尽早把肝癌大国的帽子甩进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