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周素园

在位于七星关城区和平路74号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里,陈列着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再现了周素园与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一起商讨要事的情景:任弼时和周素园坐在凳子上,似乎在对抗日救国交流看法,贺龙、萧克、王震围桌而立,共同探讨……

周素园与任弼时,一位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西南地区社会名流,一位是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二军团政委。他们在毕节相识结缘,在长征中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红军入毕,周素园受到高度关注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进入贵州创建革命根据地。“黔西、大定、毕节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载《任弼时选集》)

1936年2月3日,红军渡过鸭池河天险进占黔西,2月6日进占大定(今大方县),2月9日进占毕节(今七星关区)。红军大力宣传红军是为“干人”打天下的队伍,积极开展“扩红”工作,“在边走边打中,任弼时同志从来没有忘记开辟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引自萧克《战略转移善运筹》,载《任弼时交往纪实》),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在黔西、大定、毕节3县及较大的乡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大同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抗日组织。

红军进入毕节城不久,负责地方工作的同志在打土豪、搜查大户时发现十字街的周素园家中藏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便向红六军团首长王震、夏曦汇报。王震、夏曦立即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决定立即派人将周素园请来交谈,王震、邓止戈参加,在交谈中,任弼时向周素园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引自邱亮《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故事》,载《毕节试验区》2018年5月(下)总第165期]

王震在1991年10月给《周素园文集》作序时回忆道:“周素园的情况很快就受到贺龙、任弼时首长的关注,他们多次和周素园亲切会见倾谈。”任弼时宴请周素园,让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联络各支抗日反蒋武装,编成三个支队。周素园孙女周自立在《长征路上的周素园》里写道:“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经常到家中与爷爷交谈,介绍党的政策,并请他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

1936年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小校场举行,全城各族人民和红军近万人参加会议。会上,任弼时向周素园授贵州抗日救国军军旗。周素园高举军旗演讲,激动人心的话语赢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引自邱亮《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成立及其对社会各界的影响》,载《毕节试验区》2015年8月总第107期)

《任弼时年谱》“(1936年)2月24日”条目记载:“经任弼时、王震、夏曦等在黔、大、毕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联络争取地方开明士绅,贵州省抗日救国军于本日成立,由贵州省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中共贵州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红二军团利用周素园的影响在毕节“扩红”5000多人,不但填补因作战损失的2000多人,还有力扩充了红军队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程中“扩红”成绩最为辉煌的阶段。据萧克后来在《战略转移善运筹》中的回忆,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小的减员,但沿途曾有很大补充。黔西、大定、毕节退出时两军团共比桑植出发时增加三千余员”。

1936年2月25日,任弼时和贺龙主持召开省委和军分会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红军撤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转入山高谷深、地贫人稀的乌蒙山区,寻找机会转移到安顺地区。2月27日,任弼时和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毕节城,沿着毕节、威宁大道西进。任弼时后来在《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总结说:“因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节城不保),周围约一百二十个团的敌人,包围线内活动范围狭小,而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故决定自动退出毕节城。”

陈列在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的雕像,再现周素园(左二)与任弼时(右一)、贺龙(右三)、王震(右二)、萧克(左一)商量要事的情景。

行军途中,周素园得到悉心照顾

1936年2月27日,周素园、邓止戈率领贵州抗日救国军周质夫部随红军长征,余部留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周素园年谱》199页记载:“二月二十七日,同红军二、六军团离开毕节。乘滑竿随六军团政治部行动。”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任弼时等军团领导给了周素园无微不至的照顾。“一路上,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同志很关心他,照顾他。”“有好吃的,任弼时等同志总是先照顾他。”(引自周平一《“我们都希望你再活二十年”——贺龙和周素园》,载《贺龙交往纪实》)

在红军撤离毕节、辗转乌蒙山期间,遵照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领导的指示,周素园利用自己过去的社会地位,给滇军的上层人士龙云、孙渡及旅长鲁道元写信,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萧克后来回忆说:“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月31日,红军进入云南省镇雄县牛场。《周素园年谱》200页记载:“由于昼夜行军作战,(周素园)身体日见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担心他的身体不能经受长途跋涉的劳苦,准备找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给党做统战工作。派邓止戈去做动员工作。”

邓止戈后来回忆道:“在云南境内,贺龙同志要王震给我说,现在行军紧张,周素园这么大年纪,受不了,是不是让他去昆明或去香港,我们给他黄金、银元,让他到处游玩,作寓翁,顺便作些统战工作。我将这些意见向周素园讲了,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六十岁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我死都要死在红军里,决不离开红军。’我回去跟王震同志讲,王震又跟贺龙同志汇报,贺龙很高兴,说:‘把他抬起走!’”(引自邓止戈《在贵州地下党工作的岁月里》,载《贵州党史资料》第1辑)

从此,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队伍里有一位57岁的革命老人。起初,周素园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长征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他硬是坚持住了。这的确难能可贵。”(引自王震《〈周素园文集〉序》)

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周素园坚持写日记,设法利用零星纸片、香烟盒皮,用铅笔头翔实地记下每天的行程、重大事件、自己的感受和重要文稿,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已遗失。1948年,周素园写成约4万字的《西行追忆录》,回忆参加长征及远赴延安的事情。遗憾的是,《西行追忆录》原稿及抄件已遗失,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窥见周素园与任弼时的革命友谊。

1948年5月9日,周素园在给四女周宁一的回信中说:“惟丙子西行一役,觉有无数宝贵材料,想写成一点小东西。去年预备了几两血片关茸,算愿望实现了,写成《西行追忆录》一册,约四万余言。”(引自《周素园文集》1046页)1948年6月15日,周素园在给周宁一的回信中说:“我的小作品拟于一二日内请刘裕远带交贞一,由贞一交你,就一时不出版,也得抄录出几份,你们弟兄间谁对之有兴趣,谁就收藏一份。”(引自《周素园文集》1048页)

任弼时等领导给了周素园无微不至的照顾,多年后周素园仍记忆犹新。周素园1951年10月在北京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周素园与随行的保健医生杨锡寿交谈时,非常遗憾地说:“你的同乡湖南湘阴人任弼时同志,在长征中常和我在一起,他精明能干会办事,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惜不在人世了,要不然他一定会来看我的。”(引自杨锡寿《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萃》)

位于七星关城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

斯人已逝,深切缅怀任弼时

1938年5月14日,周素园回到毕节后,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中进入毕节,周素园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十二年的精神压迫,尤其是最近十个月之严密监视,俱释然解除矣!”11月29日,在毕节解放后的第三天,周素园怀着喜悦的心情,给毛泽东发去“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引自《周素园文集》933页)的贺电。

1950年9月30日,在第一个国庆节到来之际,周素园拟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国庆贺电,并待拟致任弼时等领导的国庆贺电,但因为看错邮费价目,将“每封六百四十元”看成“每字六百四十元”,故“迅速的放弃了这一念头,算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一次”(引自《周素园文集》1142页)。

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因病逝世,年仅46岁。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任弼时逝世的不幸消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任弼时的革命精神。

噩耗传来,周素园十分悲痛,扼腕而叹。1950年11月1日,周素园参加追悼任弼时筹备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十点诣南明区建业堂开追悼任弼时筹备会,十二点后回。”(引自《周素园文集》1146页)11月3日,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惠世如、科长张方到周素园家里访问,“订明开追悼会时须前往参加陪祭”(引自《周素园文集》1146页)。

周素园怀着悲痛的心情,拟写了《任弼时同志挽辞》,回忆任弼时的光辉业绩。文章说:“一九三六年我参加长征,是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进行的。二月二十八日从毕节出发,十二月二日到达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九个多月的漫长时间,曾经和他接触了无数次。那时正是革命退潮的时候,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内部又发现叛徒(指张国焘)分化革命,弼时同志坚定沉着,不悲观失望。譬如围棋闲闲地部署了几子,到得局势演进,才知他处处扼要。由于弼时同志掌握形势,完成了陕北大会后,党和红军都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生命,为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认为这是弼时同志非常伟大的业绩。”(引自《周素园年谱》298页)11月3日下午,周素园参加任弼时追悼会,“五时诣兵政礼堂开追悼会,七时半回寓”(引自《周素园文集》1146页)。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1951年10月25日,周素园在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间隙与王震交谈,王震请他写一篇文章纪念任弼时。10月26日,周素园开始写作《回忆任弼时同志》。他在日记里写道:“昨日(10月25日),会场中,王震同志又提出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任弼时同志,我答应了,倚枕构思,不觉沉沉入睡。作《任弼时的回忆》,榨出五六百字,精神实在来不及了,只好搁笔。”由于“精神实在来不及”,10月27日,周素园继续写《回忆任弼时同志》,写完后请杨锡寿誊清。他在日记里写道:“继续昨稿,又得七八百字。烦杨大夫(杨锡寿)代为缮清。作简函致《人民日报》编辑部。”(引自《周素园文集》1192页)

周素园对任弼时的去世十分惋惜,怀念至深。1954年9月,周素园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向杨锡寿说起任弼时的为人和能干。“两次上北京,周老除了去开会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基本上由我陪着。因此我也听过他摆过不少往事……谈得更多的是长征途中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和信任,特别是怀念任弼时同志的为人和能干。他说他本人和任弼时关系最密切,对任弼时的去世十分惋惜。”(引自杨锡寿《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

作者单位:毕节试验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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