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影响我学术之路的三本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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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原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名物学——扬之水访谈录》，载《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五辑），此处为节选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扬之水，一九五四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九八六年就职于《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专业领域为文学与名物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本）、《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物色：金瓶梅读“物”记》、《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棔柿楼集》（全十册）等。《诗经名物新证》获中国诗经学会第二届学术研究成果一等奖。《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本）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并与《唐宋家具寻微》一起获第四届朱自清散文奖。

答：记得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栏目曾作采访，当时我说我这三十年是三本书，如今四十年，我依旧说是这三本书——《管锥编》、《知堂书话》以及《金瓶梅词话》。

一九七九年，我刚到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名叫傅信，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向我郑重推荐《管锥编》，那时这部书刚出第一版，我便买回来认真阅读。《管锥编》里高深的学问我需要慢慢消化，但我从这本书中学会的是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成片的阅读，这部书对我来说不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受益，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海量阅读，比如看一个问题不仅要从多个角度，而且要选取独特的视角。而所谓“经史子集”在这里也是打成一片，几乎不见分野。《管锥编》不仅告诉我怎么读书，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即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聚拢到手边，条分缕析，一窥究竟。再有就是放射性思维。所以我从这本书里首先学到的是读书方法和思维方法，这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学术人生。

至于《知堂书话》，是在写作上改变了构思方式。周作人的文字没有学术八股的气味，我一直很喜欢他的语言，自己的文字也是受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当然我并非单纯模仿，而是欣赏那样的语言境界。

《金瓶梅词话》则把我引入名物研究。最初的兴趣，产生于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当时所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售价四十块钱，规定必须要有局级以上的干部证明才能购买。当时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是贾芝，有资格购买，因此资料室用他的证明买了一部，但是不允许借阅，而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由我保管。虽是近水楼台，但我也很守规矩，从来没看过，就一直锁在那儿。直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删去秽语的“洁本”），方才一睹为快，由此发现这是一个资料的宝库。比如各种服饰，各项用具，光是里面那些东西的名字就特别好看，吸引人持“名”找“物”。一九九五年受《万历十五年》的启发，计划写一部“崇祯十六年”，描述明代将亡之际的社会百态和历史风云，想以更多的细节作为支撑。然而入手的时候才发现关于生活史方面的细节掌握太少，而欲弥补，最好的读物当然是《金瓶梅词话》，它便如同一份明代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带我走入名物研究。

答：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记得几年前在《读书》上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漫话中文系的失宠》。其中谈到“潜学历”和“潜专业”，换句话说，是有两种知识，一种是属于专业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专业之外的“间接知识”，二者互为作用，而它正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如果说八十年代有着对学历的宽容，那么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有着对“潜学历”和“潜专业”的识别与认可。这样的风气，在社科院保持到了九十年代，于是我得以在这里寻求到最为理想的读书生活。

答：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机构还可以向我这样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敞开大门，当时带着一部著作《脂麻通鉴》引介自己，以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接纳。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到文学所报到。进入研究所之后，我从未遇到任何学历上的歧视，不论申报课题还是申请奖项，始终被一视同仁，因此文学所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入所之初，我曾在遇安师指导下撰写尹湾汉墓发现的《神乌赋》考证，这是第一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文成后又向曹道衡老师请教。曹老师很快细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还有陈毓罴老师，我写作《诗经名物新证》的时候，也常向他请教。所里的谭家健老师推荐我加入诗经研究会，么书仪、王学泰老师都曾为我的书撰写书评。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徐公持先生采用了我的《诗经》名物研究文章。同事王筱芸常常帮我看文稿。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快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并于二〇〇〇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为新人，又没有学历，并且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但书一出版，就得到了文学所的认可，这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种开放、探索的氛围，那是一个人才爆发的时期，我得益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一入文学所，便如鱼得水。现在的所长刘跃进，当年是在古代室，我一入所就跟他同室，虽然只是每周见一次面的“点头之交”，但他对我的研究既了解也很理解。《诗经名物新证》出版后，他在室里的讨论会上说“这是文学所的骄傲”。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因为那时候书刚出版，还没有任何社会反响，而我们又没有私交，他却能这样定位这部书。还有同事蒋寅，我们完全是两个研究方向，但他为《奢华之色》一书撰写书评，评价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对文学研究做出的推进和贡献，毫无敷衍之辞。总之，文学所同仁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文学所的宽容，体现在它尊重、支持和认可我的选择，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信任。二〇一一年我应邀往法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打算借此机会参观欧洲各国博物馆，那一次文学所为我出了一半的往返路费，而这一趟考察并不是公派。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有知情者告诉我，在讨论批准经费的会上，刘跃进说，经费可以放心批给她，你就是让她玩儿，她都不会去。在会计那里报销，她们也不会一张张细细检阅发票，她们相信我的发票除了书就是书，不会有别的。这种信任真是非常难得。前面说过，文学所给了我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最大的信任和最真诚的支持，在我心目中文学所从来是一片阳光灿烂，我因此能够潜心研究，专意著述。

此外还有一个职称评定的问题。按照院里的规定，没有学历者一律没有资格参评，破格的条件，是著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古诗文名物新证》出版后，经文学所力荐，获得社科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专著二等奖，获奖当年即评上研究员。退休之前，也是所里推荐而得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文学所组建古典文献研究室，我被任命为室主任，编制为四人，分为四个方向：名物研究、敦煌研究、目录版本研究、古文献研究。名物研究就此正式纳入文学文献研究的范畴。受命之初，我向所里提交了一份本室学科建设的想法，其中包括“诗歌名物图说”的编纂。刘跃进回复说：“你的设想非常好，切合实际，具有学术和实用双重价值。我全力支持。我建议可以先申请尝试。书名可以斟酌，辞典确实还有点不合适。文学所的图书问题，也说到我的心里。这些年来，图书多有损失，也没有得到很好利用。今年我们启动一项工作，先从基本工作做起，即将书目电子化。之后整理出版文学所善本书目。第三步，做一叙录。”

我的名物研究自始至终得到文学所的重视，日后回顾学科发展史的时候，应该说，是文学所开创了这一新名物学研究的学科，这也是成立文献室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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