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展展
编辑 | 杜藤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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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少年”有一些人们通常认为的“问题行为”，比如抽烟、喝酒、打架。他们平均年龄15岁，初三，但因成天在太阳底下抽烟、喝酒、打架，皮肤晒得黑中带赤，看上去很成熟。
他们来自同一个班级，“精英班”——这纯属戏称，它收纳了这所学校中公认最难搞的孩子。名字是支教机构老师田宗阳取的。他本想叫它“特训班”——“他们属于特别被挑选出来训练的人”。后来改叫“精英班”，出于一种并不罕见的心理：这样大概会“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牛逼。”
他们长在同一片土地上——虎什哈，一个很少有人听过的地方，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虎什哈火车站（展展摄）
2021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虎什哈。要先打电话给一个私人号码，在若干个上车地点中挑选一个，然后一辆中巴车把我带走，在虎什哈镇的加油站下车。
一个月前，我在阿那亚戏剧节遇见他们。他们正在演一出话剧——台词里充满了疑问句。这部问题少年的问题话剧，在充满精致中产审美的阿那亚显得格外不同。我想来这里看看。
那时正值盛夏，成片成片的玉米杆拔节生长，很快就会比人高。虎什哈海拔不高，但空气透亮，给人离天很近的感觉。每天上午艳阳高照，下午，云层汇聚，雨就痛快落下，像少年们的热烈情绪，没有积怨和绵长哀愁。等到夜晚，天空转晴，一整片星云又慷慨地覆盖在镇子上方。
少年们的父母，有人在镇上的馒头厂上班，有人在县里当保姆，有人在北京打工，有人承包工程，有人开超市——开超市家的孩子叫纪剑锋，壮实、大高个，穿鞋1米88，浓眉大眼。整个暑假，纪剑锋都在太阳底下疯玩，有时穿过密密的杂草丛到防空洞去，有时在雨后涨水的溪流边钓鱼，腮帮子晒出两团红霞。老师们都说，任何集体中，纪剑锋都是最调皮的那个，没有之一。
但你无法再用原生家庭那套理论解释他们。他们与父母关系不错。纪剑锋抽烟、喝酒、打架，但有俩基本原则，一来绝不从自家超市顺东西，二来随身携带牙膏、牙刷、口香糖，回家前，先把嘴里的味儿去干净。他崇拜父亲，父亲啥都会，啥坏了都能自己修，懂得爱惜，车子保养得好，一点划痕都没有。虽说现在年纪大了，头发少了点，但还是又帅又干净。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足以让他们反社会。”田宗阳这样跟我说。
但他们还是要抽烟、喝酒、打架。因为生活“没意思”。蒋宝桥爱说“没意思”。他有一对小眼睛，头发剪得齐整，一张似笑非笑的脸，得外号“北野桥”。在他看来，学习没意思，学校没意思，在家待着没意思，短视频刷多了也没意思。“特没意思，啥都没意思。”
他原本在县上读书，成绩不错。因为“想玩儿”，回到镇上，进了“精英班”。
周小马是主动申请加入“精英班”的。他有一张冷静的脸，带着从容不迫的神态，偶尔皱眉，很少表情，不惊愕，不客气，话少，老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你。原本，他没被选去“精英班”，但“精英班”的同学他全认识。下了课，他叫上他们一起到校长室去。他跟校长说，我想去“精英班”。校长不许。他就自作主张把东西全搬过去。校长命令他回去，他不肯，就留那儿了。
“精英班”有一间单独的教室。教室里堆满了垃圾，地板黏乎乎的，覆盖着灰尘、不小心洒脱的水、随手丢掉的零食碎屑，早已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在这个班级里，7名老师围着10个孩子，教他们磨豆腐、剪纸、种菜、练体育……起初，那些从名牌大学来的年轻人都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耐心。
但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孩子们是管不住的——他们会配合你，但绝不投入。你得催，催到他们发觉你快发火了，再不情不愿地动两下。
支教老师白洪瑜2019年12月来到虎什哈。他身上有种意气风发的学生干部气质。过去，他在北京创业，做机器人开发和培训，带着团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赛事，事情越做越具体，但“意义越来越小”。他来到虎什哈，相信自己可以在此地大展拳脚。
放学后，虎什哈的孩子们到塞北学堂做作业，常常遇到全国各地来支教的年轻人（展展摄）
2020年9月，“精英班”诞生，白洪瑜负责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消磨。孩子们的日常活动是四处闲逛。在学校逛，在镇上逛，骑个摩托车四处跑，“像社会人一样。”
搞卫生靠猜拳，上课打扑克、说话、纹身——把中性笔的墨水挤到纸上，拿根小针，烧巴烧巴，沾点墨水，在身上刺出喜欢的女孩的名字。
他们买酒喝。啤酒论箱买，白酒几瓶几瓶买，倒在矿泉水瓶里，躲在教学楼底下喝。打架是家常便饭，一周能打五六场。周小马不主动挑事儿，但只要兄弟一句话，他立刻过来帮忙。打架这件事，“有一点江湖义气，还有一点好玩”。他跟我说，他们有时徒手上，有时使工具，铁棍子、墩布把子。也有人拿刀比画，但不真正使用它。
打架很累的。打一分钟就该歇了，打三分钟算厉害的。因此最好以气势取胜，要达到“站那儿，他们就怕了”的效果。学校里，人人惧怕“精英班”，因为这个班上，每个人都很会打。
总之，没人听课。开学头两周，支教老师郑树兴还想帮孩子们备战中考。他在台上讲课，底下10个孩子分为3个阵营，一拨趴在桌上睡觉，两人听他讲课，还有一拨围在一起打牌。
他试图提醒，平静地说：“你们安静一点，还有两个同学在听我上课。”
教室安静下来。没过两分钟，打牌的那拨又开始闹了。郑树兴没控制住，大喊：“你们给我滚出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了！”下了课，带头捣乱的学生满口答应：“兴哥，我知道我错了，下次我绝对不会在课上捣乱了。”
每一次，郑树兴都相信，他们下次一定能做到。但每一次，他都会再度发现，“我这个信心是错误的。”
他们就像蹲监狱一样，你得时刻在那里盯着。白洪瑜说，这对老师的消耗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学校里有些老师会忍不住动手。支教机构中，一些人走了，一些人留下来，留下的，能保证孩子们安全就可以了。只要他们上课时间在教室里待着，想干嘛就干嘛吧。
2
2021年5月之前，“问题少年”们没看过话剧，无法说出任何一部的名称，直到他们遇到吴嘉辉。
这个出生于1999年的男孩曾是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演员，出演过《我爱×××》《蝴蝶变形记》《死水边的美人鱼》等作品。吴嘉辉身高1米83，瘦瘦的身体在宽大T恤里晃荡。他的头发三分之一染成白的，三分之二黑。不笑时，时而像是灵魂离开了躯体，飘得很远；时而很严肃，颧骨鲜明，眼神定定的，要把你望穿；笑起来，五官又急匆匆地聚在一起，是一种假装讨好的慧黠。
吴嘉辉
对虎什哈而言，他是一个闯入者，一个变数，一个偶然，同时也是一个必然——这里欢迎任何人，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不用担心犯错，因为这里的管理原则之一是“高标准高要求高容错”。
2021年清明，一群人来到虎什哈拍电影。剧组缺帮手，老师们也不想让孩子错过这次实践机会。“精英班”的10个孩子被派来现场做场务。他们很高兴，每天跟着剧组在山上转悠，回去就跟其他同学炫耀，自己拍戏去了。
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吴嘉辉，电影男主角。
蒋宝桥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像个杀手”，帅。李可觉得这是个大人物，能演戏，应该是个明星。他上网搜“吴嘉辉”，但“什么也没搜着”。这是李可第一次看人拍戏。戏中有个场景，吴嘉辉吃苹果，眼睛盯着前边。李可就站在他前方，被这个眼神震慑住，“带有凶狠的感觉，看着还挺害怕。”
但很快，他就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哥们儿”“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这话是吴嘉辉后来告诉他们的。
交谈是从一次午休开始的。纪剑锋坐那儿吃饭，吴嘉辉瞅着他。纪剑锋点了一根烟，吴嘉辉继续瞅他。纪剑锋开口：“你抽烟吗？”“来一根。”
两人就这样聊上了，聊挺久。纪剑锋记得，他俩说起快手主播老八，老八有时吃粑粑，有时在两片面包中夹块臭豆腐，有时搁点乱七八糟的，混一块儿往肚子里咽。吴嘉辉可会模仿了，把孩子们逗得嘎嘎乐。
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们“唠社会嗑”。拍摄现场，孩子们一看吴嘉辉没事，就给他烟，围着他吃饭，让他给他们学两句。
杀青后，剧组走了。没过几天，田宗阳接到吴嘉辉电话，说想带孩子们排话剧，带他们去阿那亚戏剧节表演。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听说戏剧，第一次知道阿那亚。田宗阳带着适度夸张告诉他们，戏剧节期间，好多明星、导演会去，会看到他们演出，他们可能要因此出名了。他们就觉得，自己要干一件大事了。
此时的精英班，学生走了大半，要么打工去了，要么到技术学校学一门谋生技艺。剩下的5个，就是后来出演话剧的那5个：纪剑锋、蒋宝桥、周小马、李可和刘鹏鹏。
谁都没想到，是纪剑锋主动提议打扫卫生的。他第一次罕见地拿起扫把，号召兄弟们一趟趟把垃圾从教室运出去。他们扫地、拖地，还是不够干净，就跑到校长室去，跟校长要了小半袋洗衣粉，洒在地上，来回拖了三遍。地板这才露出它原本的样子——天蓝色。
他们把桌椅摆成箭头的形状。吴嘉辉来了，就坐在最尖上的位置。
后来大家拼凑着回忆那堂课。吴嘉辉让孩子们把桌椅全挪到边上，教室中央留出大片空地。他带他们做了一些练习，比如把眼睛闭上，根据他的引导展开想象：你心里有个洞，进去之后，有一条河，跨过河流，来到另一个地方……他要他们说出各自看到了什么。
蒋宝桥声称，其他四个人什么都没看到，只有他，看见一只黑色的山羊。据他说，当他把答案告诉吴嘉辉时，对方脸上表情复杂，“肯定有啥想说的没有说。”他感到自己被鼓舞了。
他还记得，吴嘉辉分享了自己的中学生活。他是安徽淮北人，同样生活在小乡镇。用他的话说，那是“五线城市底下的小县城，小县城底下的乡镇”。他同样是“问题少年”，打架、逃课、骂老师，在台球厅、溜冰场、游戏机厅都留下身影。为此，他转过不少学。
在吴嘉辉的故事版本中，摇滚乐改变了他。那些曲调“ ‘啪’一下出来，来劲儿！”他不再听课了。上课时，耳机线从袖口绕出来，手杵在耳旁，作沉思状，其实是掩盖耳机。
他开始觉得所有事情都不对劲了。他不断地想，不断地打破再重建自己。他也想到台上去，他要艺考。家人不支持，那就更得这么干。他一个人跑去省会合肥学播音，学着学着，觉得这地儿教不了他，又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在传媒大学门口晃悠，看哪个师哥师姐能教教他。没人搭理，他又回去自己琢磨，考进了浙江传媒学院。
但他没上几年大学就退学了。他本想和学录音的朋友徒步旅行，拿着麦克风，跑遍全中国，收集一些古老的声音，最后整出张专辑来。偶然遇到孟京辉工作室招募演员，他去报名，就被选上了。
他担任主演，演过几出话剧。后来也演过一些影视作品。
在孟京辉的话剧《死水边的美人鱼》中，吴嘉辉饰演男一号斯坦利
但总有一些事情不对劲。他决定自己出来做话剧。他想，话剧不该服务于中产阶级，更不该是一种消遣。他很年轻，但很爱说“年轻人”。他说，“戏剧真的可以给年轻人的思想带来潜移默化的变化。”他还说，“年轻人需要摔倒，摔倒才能站起来。”因为他过去一直在摔倒。
后来有人说他在利用这些孩子。他很生气。“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利用的，是不是？”他像是在问我，又像是态度鲜明地提出反抗，重复道：“有什么值得利用的？！这是一个标签，我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把他们当成小马云了。他们——‘问题少年’，来，骂他们吧，骂吧，你们批判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看了这个戏以后，你们会剥下那层标签，看到他们的可爱之处。孩子是无辜的，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3
吴嘉辉绝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跟他说话要很小心。最好别使用“热爱”一词，因为热爱“是一种绑架”。一次，有人问他是否热爱戏剧，离开戏剧会不会死。他很生气：“这话说得太文青了，死亡对我来说不重要，对所有人都不重要。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你从我的朋友圈滚出去。”
要尽量跟上他的变化。“老吴刚刚说了‘一’，‘一’还没被完全接受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二’了。‘二’是一个更难的东西。”田宗阳比吴嘉辉年长9岁，但爱叫他“老吴”，这样显得自己年轻。他会突然想起什么，然后不分昼夜地给你打电话。他不接受一些合作方式，往往因为觉得对方“傻逼”或者这么做违反规则。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界限分明，不容冒犯。
支教老师们对他的形容是，一个天才。一个永远找不到打火机的人。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一个直接、单纯、太理想主义、挺“作”的人。
但在孩子们面前，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尊重。田宗阳对此的形容是，如同《士兵突击》里，史今班长对待许三多，充满溺爱。
周小马冷静地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和老吴不是一类人，他“跟不上他的思想”，但他们“能玩到一块儿去”，因为他这人不装。
他很少对孩子们发火。因此，他仅发过的两次火，每个人都记得。一次，排练时，孩子们表现欠佳，吴嘉辉冲他们吼：“你们的表演值80块钱吗？人家要花80块钱来买票，你们值吗？”
另一次，排练到了后期，剧组两位来搭戏的专业演员还没把台词背下来。吴嘉辉下令所有人不许吃饭。支教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吴嘉辉，食堂做了饭，不吃浪费了，孩子们又饿得不行，脑部缺氧，台词更背不下来。吴嘉辉这才放孩子们吃饭去。孩子们吃完，偷偷藏着点，给几位演员送去。吴嘉辉至今不知道。
多数时候，他是“不凶”的、仗义的。他会给他们烟抽，会从他本就拮据的微信钱包里挪出一点钱，让他们买酒喝。
一次排练结束，孩子们回宿舍，一高兴，把头发全染成黄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吴嘉辉，他反应很平淡，说他们是“精神小伙”——这跟学校太不一样了。以往老师们看到了，是要管的，虽然管不住——他们还是要染，只是尽量选择接近原本发色的染料。
但也不是无限溺爱。他有他的原则。剧组来搭戏的演员之一叫于祥瑞，胖胖的，留着一头及腰长发，一副好脾气模样。刚开始，孩子们天天“欺负”他，跟他要烟抽。于祥瑞一天买两包烟，自个儿抽不到半包。吴嘉辉发现后，当面说了几次，让他们不要把于祥瑞当保姆，人家又不欠着他们。他们这才收手。
“他们觉得能拿出来吹牛逼的东西，都是老吴觉得非常不值一提的事情，这一点镇住了他们。”田宗阳说，“一物降一物”， 孩子们觉得老吴很酷，视他为偶像，偶像干什么事，底下的人自然会效仿。
吴嘉辉展示了一个“问题少年”令人憧憬的未来：会演戏，能站在舞台上，将所有聚光灯、所有目光都汇聚到他身上。
第一周，吴嘉辉带孩子们排练《我爱×××》。这是孟京辉编剧、导演的话剧，所有台词都由“我爱×××”这一句式构成。我爱光。我爱你。我爱我自己。
吴嘉辉想，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懂什么是爱。那干脆让他们不断表达“我爱”。爱什么不重要，如何理解爱也不重要，“我都不理解的”。重要的是表达，是持续不断地看见自我。
可孩子们未必能领会。纪剑锋把“末代皇帝溥仪”念作“未代皇帝博仪”。李可至今不知道《我爱×××》究竟在讲什么。它显然无法被概括成一个故事，台词之间也难以找到确切关联。但他觉得太过瘾了，“过瘾就是牛逼，我们读得牛逼，演得牛逼。”周小马也告诉我，他不爱读“那些字”，但他喜欢上了表演这件事情。
一星期后，他们在虎什哈粮仓的流水厅进行了一场小型演出——这是支教机构租下的场地，原本是镇上废弃的粮仓。他们保留了建筑外貌，进行内部改造，拥有了教室、宿舍、图书室、食堂、影厅和舞台……
孩子们表演得很投入，结束后掌声不断，有老师哭了。郑树兴从没见过他们这样用心做一件事，“你要让他们各自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难了，再让他们集体去做，就更难了。”
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段时间，孩子们常常排练到夜里12点。照例抽烟、喝酒，但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会躲着老师。也有人想过放弃，但没人真这么做。有人闹情绪，离群了，吴嘉辉就晾着他，等排练结束再去谈，不用过分关心，“但是要他点头，把他缓和过来，继续排。”
打架变得没意思，“特无聊”“特傻”。演戏有意思。虽然他们也说不清到底哪里有意思。蒋宝桥只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李可神秘地告诉我， “我被迪迦附体了”。周小马分析，那是专注的快乐。“即使特别累，我们也坚持下来了。”也许还带着点风光，努力被看见，被人认可。
后来登上阿那亚戏剧节的《蚂蚁招待所》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吴嘉辉说，它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卡尔维诺的《黑羊》，主角是一群蚂蚁。蚂蚁们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想要变成人。
《蚂蚁招待所》中的五只蚂蚁由5位“问题少年”扮演（展展摄）
吴嘉辉没有要求孩子们这样演、那样做。他看过别人是怎么指导他们表演的——“‘你得这样演’，‘你不对，你得打开自己’”，他向我模仿，动作语气类似于你在综艺节目中看到的那些表演导师。“他们需要打开吗？你老把自己的观念‘咔’给到他们，你是什么啊，对不对？我就不给他们，我只是说，这样做可以，没问题，只要玩起来就行了，顺势而为，顺其自然。”
他只是不停地发问，在戏中，也在现实世界问他们：“蚂蚁能变成人吗？”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渴望离开这儿吗？”
“你想靠一块馒头活着吗？”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
4
他们终于来到阿那亚。
在通常的故事中，这应该是一个高光时刻，一个励志故事的高潮章节。一群在学校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通过努力，站上舞台，改变命运。
但事实上，一切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没有专车接送，无人搭建舞台。第一天，他们就遇到难题。搭载道具的车子是六米八的高栏货车，园区不让进。好不容易协调好了，下午5点，车子开进湿地公园，一下陷进地里。大人、孩子都得下车刨土，刨了半米深，还是没能把车弄出来。后来，园区的安保允诺可以帮忙找铲车，费用得自己掏。
阿那亚戏剧节海报
夜里11点，花了1500块钱，车子总算从坑里爬出来，开走了。一群人又拿着铁锹，把刨出来的土往回填，他们破坏了草坪，得自己修复。等他们疲惫地从湿地公园出来，已是夜里十二点。蒋宝桥崩溃了，跟田宗阳抱怨：“怎么来了就变这样啊？我想回家。”
每天都很累。每天都要把重重的道具——几扇大门、一块牌匾、电视机、钢筋……搬到演出场地，把舞台搭起来。下午五六点，别人演出结束，空出场地，他们开始排练，常常排到深夜。排练结束，拆台，把道具一一搬回去。第二天再来一遍。
小小的阿那亚，每天人均走路超过两万步，“回来，腿全是肌肉邦硬。”累成这样，纪剑锋还想着玩。5个孩子和一位老师挤在一辆房车过夜。等其他人都睡了，他就偷偷溜出去，到海边的沙滩上，和那些比他年长的话剧从业者们一块儿喝酒到凌晨。
蒋宝桥不喜欢那些人。“疯子、有病”，“比我们大那么多，放着戏不好好演，天天晚上喝大酒。”见到大海并不使他激动。一切都太假了，“人也假，哪都假，瞅着就很假。”
演出没有想象中顺利。人手不够，几位老师身兼数职。有时，隔壁场的音乐串进他们的音箱。票也卖得一般，引发的影响有限得很。
孩子们开始接触所谓的“成人世界”，知道事情并不总能如其所愿，想要得到就必须付出。付出与得到不总是成正比，“比如有些人，人家不光不用干体力活，还能按时按点吃饭，还能每天喝酒，喝酒的时候还有不少姑娘在旁边围着。”田宗阳说。
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节点，是长跑路上的第一个驿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次，他们登上了舞台。五个“问题少年”穿上印着旺仔图案的红色套装，戴上发箍，站在白布后面，跳起舞，扮演蚂蚁。酒神到来，引诱他们成为高等生物。他们有人成了老板，有人做保洁，有人变身健身教练……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吴嘉辉将这部戏的主题总结为“选择”。故事中的选择与现实世界的选择相互勾连。蚂蚁们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想要成为人。“问题少年”们也遭遇了这位闯入者，开始思考。
他们“真实的样子”是在这儿被“扒”出来的。一回，田宗阳和李可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喃喃自语：“充电器没有了怎么办？”“李可都不认识她，就说，姐姐，我有，我给你。”
随行的工作人员知道孩子们爱玩，又没钱，常请他们喝酒。他们也想回报他，但没什么钱，就跑去阿那亚社区外的小店，买些廉价啤酒，路途遥远地背回沙滩上给他喝。
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好，就会加倍对你好。“但在学校的环境下，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这一点。”田宗阳后来想，这些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乖学生”听父母的话、老师的话，做他们要求做的事，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外界接触。可“精英班”不同，“他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去接触外界信息”，别的孩子不懂的东西，他们早早地懂了。但他们懂的，又不是“学校、老师、家长想让他们在这个年龄懂的。”学校看分数，看行为举止，“这两样东西他们都没有，老师会怼他，同学可能会边缘他。他们只能靠一些其他东西。”
最后一场演出的前一晚，在阿那亚的沙滩上，吴嘉辉问起孩子们的白日梦。
“我的白日梦是想成为一个宇宙超人。”
“娶个媳妇、过小日子。”
“我的白日梦是自己想的事情很美好、很顺利。”
“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白日梦，可能就是演完出回去待两天，继续上学去”
……
后来，那段有关白日梦的录音被放了出来。吴嘉辉扮演的酒神大喊：“朝日落的反方向跑吧！”孩子们跟着他跑，跑着跑着，他们哭了。身后，太阳缓缓落下，黑夜即将降临，空虚和徒劳会再次覆盖大地。
《蚂蚁招待所》在阿那亚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所有人看向落日
眼泪很复杂。有即将面对离别的不舍， 也有人生第一次如此认真完成一件事情的壮阔。当吴嘉辉说于祥瑞马上就要离开时，孩子们再次哭了。田宗阳很惊诧，学校里，相处多年的老师或同学离开，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冷漠。但现在，短短两个月的相处，他们却不舍。
“他们的冷血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是需要人去扒下来的，怎么去扒，首先是尊重”，田宗阳说，这种尊重不是自以为是的尊重，是让对方感受到尊重的尊重，然后，他们就会“卸下伪装”，“其实这些孩子挺单纯的”。
那天晚上谁也没睡，大家都在阿那亚的海边等日出。李可搬道具时砸伤了脚，他坐在轮椅上，看着眼前的太阳像鸡蛋黄一样，鲜红鲜红地出现在海平线上。身旁的陌生人尖叫着跳入大海。他和蒋宝桥眼泪哗哗往下掉。
一切都结束了。他们要回虎什哈了。
5
留在虎什哈的老师早已准备好迎接他们。
他们排了一场十多分钟的戏，站在被命名为“宇宙中心”的舞台上，高兴地一一宣布“演员×××诞生了”。
诞生之后呢？
有时吴嘉辉也无法判断，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你说他们在家里，找个媳妇、生个孩子，也正常。我打破了他们，我带他们打破了阿那亚。”
在阿那亚，很多时候他都在赔礼道歉——为破坏草坪、违反规则道歉。他也不喜欢海。他觉得海很恐怖，海浪的声音令他恐惧，疑心会有怪物蹦出来。他喜欢山，山要稳固多了。
关于返程那天的庆祝仪式，他不想多说。无非是和孩子们在粮仓的食堂吃顿饭，老师们准备了蛋糕，给每个孩子发了新衣服和球鞋。吃完饭，田宗阳他们几个开车，把孩子们送回去了。
吴嘉辉不想让孩子们觉得这是件特别的事。“生活无时无刻都在遇见、离开，每个离开都要有庆祝吗？它只是你人生的一个小点而已。”
周小马到家时，家人已经睡了。他太累了，倒头就睡。他不太知道如何面对夸赞，很少跟家人提起这些事，只在被问到时，冷淡地答两句。
李可不一样。一次，李可妈妈略带苦恼地告诉田宗阳，李可现在腕儿可大了，在家三两句话离不开“艺术”。
他们在阿那亚经历了想象中的出名——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有两组纪录片团队跟拍，还有人采访他们。回来后，时不时地，孩子们会以一种假装不在意的姿态问田宗阳：啥时候巡演啊？不巡演我干活去了。
《蚂蚁招待所》在阿那亚戏剧节上演
2021年7月，李可到江苏一家学校学计算机。我们通话时，他刚去学校不到一周。他反复强调自己“特别讨厌”上学，他想立刻退学，“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块待了”。
学校半军事化管理，据他说，夜里会有无人机在上空巡逻。他尝试过离校出走，被同学劝回去了。他不喜欢被管。他喜欢吴嘉辉，一部分原因就是吴嘉辉不管他们，“如果他管着我们，我可能早就不演了。”
他连休学申请书都写好了。上面写，他需要请假两个月出去巡演——这当然是谎话。他跟他爸说了，跟他妈说了。爸不管，妈也不管，“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
他评价自己小学时是“蚂蚁”，成天傻乐。初中开始叛逆，有了自我觉知，现在终于想通了，可又走不了。他向往自由，但对“自由”的理解有限：不想上学就不上，没人管，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想做厨师。在《蚂蚁招待所》第二幕，变身为人的他扮演一名厨师。他自称擅长炒土豆丝，邀请我有机会尝尝。他赞美这个职业：“人活着不就为了吃饭吗？不吃饭不就活不了了吗？我吃我自己做的饭，我不用靠别人了。”
他坚信，如果能出去学厨，绝不会再半途而废，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哪怕在饭店里，有老板管着，有客人刁难，但“他们会走”，他们一走，他就是自由的。
从虎什哈回京后，我在密云见到了周小马。暑假，他在这里的一家大排档打工。工作很清闲，大排档下午4点才开始营业，他负责招待客人，收拾餐桌。店里没什么客人，据他观察，这家店是老板自个儿用来和朋友们吃饭喝酒的地儿。
开学后，他要去西安学铁路。“精英班”有同学更早去了那儿。他上网查过，感觉那学校还不错。但暑假时，那位同学回到虎什哈，抱怨新学校无聊，他又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学着学着又不想学了。
不是没人想过当演员，但念头总是被很快打消。周小马至今不确定自己在阿那亚的表演究竟如何。他尽力了。每次演完，总有观众过来夸他们。一些夸赞带着些微妙的居高临下，依然以“问题少年”而非“演员”衡量他们的表演。通常，吴嘉辉坐在那儿不说话，绷着一张脸。周小马很想听听他是怎么想的，但没敢问。
李可跟我说，他想过“做艺术”，但戏里有句台词说“做艺术挣不到钱”。依他看也是如此。钱对他是重要的，“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钱的话，那啥也不是”。
纪剑锋知道自己既不是学习的料，也不是演戏的料。他自来熟，不怯场，很能说，但吞字，又难以集中注意力，光台词就练了好久。一度，他想将来做个导游——就虎什哈这地儿，“山上、水里、地上，我都能带着遛达遍了，啥我都能给讲解”。后来，他又觉得导游太累了，一天天领着一帮人到处走，“没啥大意思”，那就算了。将来再说吧。
他们偷偷问过于祥瑞：“你看我们谁有天赋？”
答案很残酷：“你们都没有天赋。”
白洪瑜“掐灭”他们想法的方式同样直接：“你们要是有吴老师一半的才华，走这条路我们就支持。”
6
一切重新回到原点。暑假的虎什哈粮仓很安静。盛夏午后总是多雨。一天，我们站在屋檐下看雨，有人弹着吉他，小声唱歌。我在等待刘鹏鹏——5个孩子中的一个。在虎什哈的那些天里，每天，他都答应第二天跟我见面聊聊，第二天，他都没有出现。
我至今都没有见到刘鹏鹏。据说他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男孩，能自己改装电动车。
那天，在落雨和音乐混杂的声响中，白洪瑜告诉我，空想会给所有人带来痛苦。他说他们不像城里孩子，他们可以去试，但缺乏试错机会。他们完成了一件事，记住自己有过一次成功经历，就可以了。
采访时，孩子们都提到“梦”。一切的确像一场梦，一场醒来后有些不舍、失落、怅惘的梦。他们没人成为明星。经历过高光时刻，又迅速地回到原本的生活中。他们中有人照例不爱学习，爱抽烟、喝酒。与我见面的那个中午，纪剑锋说他刚刚喝下10瓶啤酒。他没有因此接触更多戏剧、读更多书，他向我推荐了《二龙湖爱情故事》——一部讲述返乡小人物在乡村创业中互相陪伴、不断成长的电视剧——“老逗了”，他为此“4天没合眼”。
有人依然打架，容易激动、讨厌虚假，抄起过板砖抡向他人。有人为继续读书或者打工发愁。
但那场梦一定留下了什么。一群在体系内长期不被认可的孩子，终于做成了一件事。他们开始有所反思，开始打算为自己负责，哪怕只迈出了一小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颗种子，播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一些有朝一日会开出花来，也有一些，或许会永远埋没在土中，难以冒芽。
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但它更符合生活的本来样貌。支教机构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失败是这世上的大概率事件，“很多事情改变其实不是因为励志改变的，只不过当中有励志这么一个环节，但最后大家把它当成原因了。”
事情仍在继续。9月，《蚂蚁招待所》受邀到成都、杭州、苏州演出，可开学后，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蒋宝桥和周小马请了假，跟着剧组到处走。吴嘉辉不得不请专业演员加入演出。大家都想让《蚂蚁招待所》继续，于是，一群没什么经验的人开始四处找剧院、谈合作，屡屡碰壁。
《蚂蚁招待所》在杭州戏剧节演出
9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田宗阳在北京见面。他正为巡演的事情发愁，演员是问题，场地是问题，宣传推广同样是问题。
9月末，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颁奖仪式上，吴嘉辉站上了领奖台——电影《云霄之上》团体男演员获得最佳男主角，他是其中之一。
他上台领奖。而后觉得一切像一场白日梦，瞬间就过去了。生活仍在继续。他给我发来微信：“我跟孩子们一样，我也有困境。你想要什么，去要的这个过程就会遇到种种问题，但我现在也没办法，我也只能一步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孩子们面对问题会选择逃避。逃避和解决只是两种不同的方向。”
在虎什哈的一天夜里，我和几位老师在粮仓的流水厅重温《放牛班的春天》。窗外电闪雷鸣，天空是红色的，不时被照亮。
在《放牛班的春天》中，男主角用音乐改变了一群“问题儿童”的命运
这部上映于2004年的电影，讲述了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与辅育院孩子们的故事。面对一群被大人放弃的孩子，马修用音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电影放映结束，大家分享观后感。感受竟出奇一致：当年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看到的是励志、温暖与感动。但这次，看见的反而是那些不被注意的、在主线故事中逐渐模糊的面孔：纵火的蒙丹，以及除了佩皮诺外，被留在原地的孩子们。
（来源：腾讯新闻）
* 纪剑锋、蒋宝桥、周小马、李可、刘鹏鹏为化名
*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