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不少名人轶事在朝野流传。记录这些轶事，若是成天搬弄是非、多嘴饶舌，便成了“八卦”；若是考稽旧史，兼有趣味，才能称为“掌故”。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就可视作唐朝人写唐朝事的一部“掌故”之书。
《唐国史补校注》（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唐]李肇撰 聂清风校注
李肇：写不了“国史”，便写“国史补”
《唐国史补》原名叫做《国史补》，因是唐人所作，又涉及唐代之事，后人便加了一个“唐”字。书名的意思，其实就是“补唐朝的国史”。在唐代，撰修史书是一项非同一般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古已有之，往往在家族内部代际传承，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一定的封闭性，并非谁都可以涉足。唐朝还正式设立了史馆，政府直接主导官修史书的编纂。这一方面标志着史官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另一方面也逐渐排斥了私人修史的可能。史官这个“职业”，既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得好。为了给修史提供大量详细的素材，唐朝还设有专门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职官，撰写起居注。起居注送往史馆，便成为此后撰修实录、国史的基本材料。
李肇曾在宪宗元和年间充任翰林学士，入直内廷，有机会接触到皇帝以及日常的军国大事，这自然为他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但遗憾的是，他本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像刘知幾、吴兢那样进入史馆工作，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作为国史的“补充”。
《贞观政要集校（修订本）》（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唐]吴兢 撰 谢保成 集校
虽然被排斥在官方修史的行列之外，李肇在朝野任职期间，仍然留心身边的各种见闻传说，日积月累，选取其中三百多则记录下来，便形成《唐国史补》的规模。而这部书也因其描写人物生动传神，更传递着大唐盛世的风俗民情，而为人铭记。
“国史补”：全景镜头之外的细节聚焦
唐朝官方介入修史，不仅造成史官制度的一大变化，还对史书的书写造成了重大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官修史书渗进了浓厚的官方意志，往往“格式化”严重。虽然严谨整饬，却也呆板乏味。要想在唐以后官修的史书中寻找乐趣，恐怕只会在一堆流水账中迷失自我。
礼失求诸野，正史当中看不到的，往往在笔记小说中还保存着。当时的笔记小说，还具有记史的性质，并不完全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李肇在中央政府任职期间，熟悉掌故，留心艺文。故而他所撰的这部《唐国史补》，不仅行文流畅，还兼有趣味。因其目的在于“补国史”，所以书中所记人物故实、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绝大部分都有事实的依据，对于考证史实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比如唐前期著名人物陆象先，他的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任皇帝，在宦海浮沉多年，累居要职，为人又颇有器量，品性忠直。《新唐书》记载，太平公主举荐他做了宰相，但他却并不依附于公主，参与其废掉李隆基的阴谋，招致公主的愤怒。李隆基政变上台时，很多官员追随睿宗李旦，并呈上了自己的名帖。政变结束后，李隆基想要依据名帖进行搜捕，陆象先却将它们付之一炬，并向玄宗进言：“赴君之难，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杀行义之人？”玄宗也幡然醒悟，连连称赞他：“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陆象先像
《唐国史补》卷上第4条“兖公答参军”的故事，不仅与正史中的记载互相印证，还在细微之处表现出陆象先（兖公）的个人品性与为官之道。开元年间陆象先为同州刺史，家里的奴仆在路上遇到了参军没有下马，便被参军打得“鞭背见血”。按照唐朝制度规定，“行路之间，贱避贵”本是常情，但参军如此做法，显然“执法过度”。不仅如此，参军还主动向陆象先报告了此事：“卑吏犯某，请去官。”明显有“搞事情”的嫌疑。结果陆象先十分镇定从容地回答：“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幽默风趣又不失巧妙地化解了一场纠纷。这则故事颇能显示出陆象先“务以宽仁为政”的做官之道，也能看出他为人宽宏大量，确有宰相之才。诸如此类活灵活现的官场轶事，若不是久居宦海、耳濡目染，又怎能写得如此绘声绘色呢？
更重要的是，《唐国史补》是李肇作为“唐人”所记载的“唐史”，在严谨求实的同时，又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虽然该书每一节文字都比较简短，但寥寥数语之间，人物的性格与社会的风貌便跃然纸上，堪称唐人笔记中的一部“微雕精品”。
穿越回唐朝，哪里的茶酒最好喝？
综观历代史书，很少见到那些贴近于社会生活的记载，亲切可感的物质文化、社会风俗，往往被冰冷刻板的制度条文所遮蔽。反倒是在《唐国史补》这样的笔记里，集中保存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社会风俗资料。
唐代开元以后，茶道大行于世，“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那么在唐代，究竟有哪些茶堪称上品呢？
《唐国史补》卷下第66条记载说：“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如数家珍，不厌其烦地介绍各地的名品，足见饮茶之风弥漫朝野，也带动了上等茗茶在各地的风行。
《茶经校注》，[唐]陆羽 撰 沈冬梅 校注
说到了茶，就不能不说酒。书中还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醖，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䗫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对各地珍酒烂熟于胸，恐怕李肇在京做官时，也经常和李白一样“笑入胡姬酒肆中”。京城里的“西市腔”，估计他没少喝吧？
既有饮酒，就得有行令。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是一种行令；投壶射礼，负者受罚，也是一种行令。不过这些令都太“雅”，一般人玩不转。据李肇说，唐朝的行令，始创于高宗麟德年间的璧州（今四川通江、万源）刺史邓弘庆。他发明了“平”、“索”、“看”、“精”四字令，借此得到了高宗的嘉赏，获得升迁。后来这一方法到了一个叫李稍云的人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太平广记》说他“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看来是一个花花公子。此人吆喝上了一帮哥们儿，又带上长安城里的“名媛”，泛舟曲江池，歌舞升平，觥筹交错。可惜乐极生悲，酒过三巡，喝得正来劲儿，“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船人都掉进曲江池里淹死了。
邓弘庆的四字令怎么玩，李肇没有细说。不过他接着又说：“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于是我们便知道行酒令有“律令”、“头盘”、“抛打”三种。律令就是行酒的规则，大概也就是“平”、“索”、“看”、“精”之类；头盘又叫骰盘，是投掷色子所用之盘，兼作行酒令的工具；抛打则是一套组合动作，抛是抛掷物件，打是演奏音乐，一曲终了，东西抛到谁的手中，谁就要进行才艺表演，否则代以罚酒，类似于后来的击鼓传花游戏。
台北“故宫”藏佚名《唐人宫乐图》
这种兼有掷骰、音乐、歌舞的行令方式，与文人墨客所钟情的雅令格格不入。行令之时，必然是挥拳奋臂，叫号争喧，一片嘈杂，紧张混乱。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令方式不需要“动脑子”，也不用那么文绉绉的，所以李肇说，自从花花公子李稍云发扬以后，“自上及下，以为宜然”。俗是俗了些，可毕竟简单方便，又喜庆热闹，难怪连皇帝也大加赞赏，从上到下，乐此不疲。
诸如此类的风俗人情，在《唐国史补》中还有很多。虽属吉光片羽，却也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此书只有三卷，部头不大，却内容广博，在茶余饭后、舟车劳顿之际，展卷一读，也可以博君一笑。读书的妙趣，自然也就在其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