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还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它不是机器时代，所以你还得按手工业来做，我愿意把它做得好一点，小说也是这样。”
文/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生 余子奕 张紫微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除署名外）
自学外贸业务的每个夜晚，到岸价、离岸价等陌生术语在眼前频繁出没；白天攥着上万美元的大合同钻进出租车，尽量不去揣测会不会又是徒劳无果；反复登门同一家医院的核医学科、放射科，推销过程中偶尔脸红羞涩。
为生计奔波的细碎时刻，一个念头总会在止庵的脑海里闪过——40岁必须退休，不再工作。他先后在一家如今已不存在的丹麦公司、一家法国公司分别推销大型医疗设备和通讯设备，2000年，完成交接后，终于如愿。这一年他41岁。
离开外企，他摆脱了朝九晚五，专心做起闲人。每日在家中看书，兴致来了写写东西，不想写就在电话里跟朋友聊天。二十多年前，他搬进北京四环外的望京西园，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周围别无他物，除了一大片树林，和冬天从中钻出的野狐。
住进来的第二年，树林便消失了，楼房、更多的楼房此起彼伏，外面越来越新，家中越来越旧。他不为所动，坚定地过着“没有什么事今天非做不可”的生活，不写专栏文章，不接有明确时间要求的约稿，罔顾一切提倡生于忧患的价值观，不给自己任何压力，仿佛置身于世界上最完美的井底。
客厅里站着近十面书架，几万本书完好地置身其中，没有折页，不见划痕。传闻快递送来的新书要是书角被擦碰，他都要弃之重买。这里干燥、整洁，日光不刺眼，比起家，更像是合格的书库，就连进门口一侧的杂物柜，堆放的，也不是鞋或雨伞，仍是满满当当的书。
看着这个小型图书馆，时间似乎流失得比较慢，但考虑到止庵平日具体做的事情，又不免觉得吃紧。对于兴趣，他一律付诸穷尽钻研的态度。周作人千万字著译，他完整看过好几遍，并写下《周作人传》；《庄子》的注本他读了一百多种，将重写的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为张爱玲编过全集，光是《色戒》就读了至少50遍。除开这些，据他的好友、藏书家谢其章说，提到《论语》、唐诗、老子、孔乙己、义和团，止庵都能侃侃而谈。各类文化座谈活动，谈格雷厄姆·格林、谈村上春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嘉宾席上也总能看见他的面孔。
他平头方脸，未开口时像独来独往的严苛教授，说起话来，神色略微缓和，但仍是探讨问题的认真模样，唯独讲到那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无用功，才会绽放出难以抑制的笑容，如同手捧众人皆有的玩具却领悟了独到玩法的孩童。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当你了解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着急第二个，因为这本来就是不用着急的事。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做第二、第三个。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做一个小的没有用的专家，我愿意把我那一辈子做成这么一个事儿，稍微深入一点地去对待不同的领域，而不想做一个泛泛的人。”
最新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女演员尾野真千子，从2021年1月中旬起，每天晚上8点，止庵准时坐在电脑前，看其主演甚至只参演了几分钟的影视作品，哪怕是一百多集的晨间剧，也从不快进。爱屋及乌、喜欢某个演员而在找片时按图索骥的大有人在，但似乎很少有人做得像他这般彻底。他发动各路朋友寻找片源，最后下载六十多部。他列好表格，每看完一部就划掉一个。
看完之后他还得查查是哪年拍的，谁是导演，评价如何，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写点感想和推荐，做完这些工作，才算是跟一部片子好好告别了。在他锲而不舍的宣传下，不断有编辑来向他约稿，说看了这么多怎么能不写，不写不就浪费了吗！止庵哭笑不得，“我说我就想浪费一点事，我怎么会写一个《论尾野真千子》？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百分之百不会写，一篇文章都不会写。这完全是我的个人乐趣，就是好玩，我觉得活得有乐趣其实是做人最重要的事，包括写这个小说也是，我想干的事，会不厌其烦，我不想干的一点都不想干。假如我真的觉得苦，我就不干，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才写的。”
上个月，他的新书、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故事的构思、梗概，早在1988年就已成型。当时他是一名闲得发慌的记者，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有些书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于是找原先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开了张伪病条，请假在家四个月，一本一本地读庄子、老子，读《史记》、读《吴越春秋》。
读完后，先秦的几个人物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其中一个就是尚未复仇成功、仇人却先一步病逝了的伍子胥。止庵被其身上的局限性吸引，为这种类似古希腊悲剧中展示的命运感而触动，于是着手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甚至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各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小传。故事编好之后，他很快干起了繁忙的销售工作，这部长篇就此放下，一直放到2016年才重新翻出，已然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2016年到2019年，他开始为小说添枝加叶，情节大致不变，但需要查找浩瀚的资料来丰富背景信息。为此，他写了一年的植物日记，记录几月几日开什么花；隔三差五去首都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他翻遍了1983到1987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商品购物指南》等报刊，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消息，回家后打印出厚厚一摞。
繁杂的新闻经过大海捞针，有的作为人物对话的谈资，有的放进了情节。诸如流行的服装样式、新出的电影、展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日期等。“《北京日报》曾经连登三四篇文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拜拜’这个词要不要说。小说里有一个人物Apple很熟练地说拜拜，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她说了就表示她比较时髦。”
他还淘来十几本北京话词典，以及数量更多的北京地图和各区地名志，考古似的将每条街上都有什么店捋清，遇上地图也解答不了的，就求助网友：80年代中（大概1984-1986），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个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呢？每当钻起这样的牛角尖，他都乐此不疲，“我觉得这事非常有意思，比改那稿子的兴趣还大。虽然我可能搜集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才写成一句话，多好玩儿。”
▲ 止庵收集的旧版北京地图
2019年的11月份，所有内容补充完之后，止庵将成稿放进形似硬盘的8寸小电脑，带到了日本。每晚回到旅馆没事干了，或是白天等待去山里面、小海边的公交车时，他便把电脑掏出来，细调文字。这些年他主要的时间都用来旅行，每年要去四五次日本，每次就玩一个县，2019年那次，他依然慢悠悠地在山梨县待了十几天，游玩、购物之余才来打磨小说。
“知道一些东西，但不急着跟人分享，这就是作文章。”2021年3月28日的北京故事分享会上，他对台下观众说，“虽然外面刮着风沙，又是周末下午，占用了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太着急地说什么事，太着急氛围就不对了。”
他语速缓慢，神情坚定，始终散发着长期在低压状态下生活的人才有的松弛的认真。他向来都是写好了作品再去找出版社，“有的人能压迫，有的人不能压迫，我确实不喜欢有压力的状态。我喜欢没有什么必须做成的事，本来人生就没有什么事非做不可。”
▲ 写《受命》时，止庵翻阅了北京城区地名志
可一旦出于兴趣做了，就得认真做。休闲只是态度，并非实质。《受命》出版后，他仍时不时地逐字修改，等着加印的时候进一步完善，以至于最后编辑都烦了，说可不可以不改了。他还是不愿掉以轻心，“有时你写的时候，特别怕把后来的意识带到当时去，比如说有一句台词是，‘我很好打发的’，我开始写的是‘我很好养的’，突然有一天我在路上想到这个不对，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被人养，这个意识不成立，我赶紧在路上就给别人打电话，说这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必须得给我改过来。还比如小说开头有一段是主人公冰锋去祝部长家对门等着，旁边有几棵丁香树，我写的笔记是说丁香的香味特别像屋里用的空气清新剂，但是80年代还没有这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它像洗衣粉，实际上洗衣粉不如空气清新剂这么准确，但我也只能按当时有什么（来写）。”
复仇无疑是一项精密的活动。书写复仇，如同复仇本身，一样需要冷静演练、隐忍等待、沉着推进，以及精确的算计与铺排，任何环节都不可松懈。错失了越狱，挖不到宝藏，便无法成为基督山伯爵。有人读出《受命》字里行间闪着的寒光，感叹“作者年轻时学医，到现在才出刀”。
止庵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从医经历加深了他的谨慎与周全。“医生不能妄断病症，也不能着急，着急就容易出事故。”学医期间，下课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当他开始写作后，习惯性地常以骨、肉或是更冷门的人体构造作比喻，他形容，“作家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人，就像是没有了表皮，露出真皮，一阵风刮过，旁人觉得冷，他觉得疼。作家应该是更先知、深知的人。”
他一再强调，人得知道得多点，写得少点。“你必须得干好多事，知道好多东西，才能说一点儿。得有一井的水，才能打出一桶水。”这份凝练在他的《受命》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芸芸她去人家家里学跳舞，冰锋跟她说你得小心点，别惹事，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没有舞厅，不允许私下跳舞，当时陕西有一个人在家里开舞厅，被说成聚众淫乱。这一句话背后其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事件。我其实也没多大的写作抱负，就是努力把这事做好，把那个时代搁进文学作品，争取让小说里每一句话后边都能带出年代特色，把那个年代人的所想所作所为给记录下来。”
P：南方人物周刊Z：止庵
P：同样保留了80年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你看过其他类似的吗？
Z：有，但是跟我写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京味小说很多，他们其实更多地侧重于展现，比如说弹棉花、爆爆米花，都可以写很多，但不太是我自己喜欢展现的写法，我还是想把它搁在故事里边去。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我读日本谷崎润一郎的《细雪》，还有读张爱玲的，特别是《半生缘》，前部分都是俩人怎么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怎么拿水涮筷子，然后手套丢了，这都不是构成事件，可是他们的关系就在那不断发展。《红楼梦》也一样，大观园里边没有几个重要的事，大部分都是怎么吃饭的，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关系是在往前发展。所以我现在想写的也是这样的小说，有一个故事，人物命运的悬念可以把读者带着往下走，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在情节里面进展，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里推进。这样你写了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故事，这是我想追求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传统的，但咱们现在的作品，有些人不这么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写起来就真的很费劲。
▲2019年11月在日本山梨县 图/受访者提供
P：据说三十岁的时候，你烧掉了所有年轻时写的小说，并放话不再写小说。为什么如今又愿意再费这个劲？
Z：对，好多年了，有30年了都。我本来一直在写非虚构，我写传记、写随笔，到了2016年，我开始写一本在美术馆看画的书，叫《画见》，写完这个书，我觉得非虚构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这时候我已经满60岁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计划干的事都干完了，剩下的时间爱怎么用怎么用，浪费了也无所谓。就可以花点时间去写小说，写成了也好，写不成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写的。
P：三十年间从来没有手痒想写写小说？
Z：没有，没有动摇，不做就不做，就跟换一个工作一样，不干就不干了。但是我不断地看，看小说花的时间还是比看别的书花得多。我在出版社工作，经常人家送些稿子来看，也有朋友寄给我一些小说看，我都觉得写得比较粗，有点像电视剧剧本似的。包括我读东野圭吾，我也觉得好多故事都很好看，但是非常简略，你确实很容易看，但是情景不能再现，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复杂一点，更丰富一点。
我自己理想中的小说是一个比较丰满的东西，有骨有肉的东西。或者用一个词说，就是有质感的东西。我在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中间有很明确的一个界线，如果要做的话，就努力让自己做得好一点。
P：《受命》里对日常生活描写的细致程度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们去看哪部话剧，坐几路公共汽车，去餐馆吃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甚至走过哪条街、看见什么商店都一清二楚，问题是信息非常多，写的时候怎么去筛选？
Z：怎么筛选有两个标准。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这东西必须得和人物相关，否则就是堆砌。小说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写法，是靠近冰锋这个人，从他的眼光看出来的，所有的观察都在表示主人公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写叶生衣服的款式、颜色、质地，是因为那段时间他对她特别留意。包括叶生去上冰锋家附近的公共厕所，这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而不是一个展示，因为80年代公厕都特别脏，没法上，根本就不能去，这人能忍受这个，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好。
次一个的取舍是希望能稍稍留住一点当时的特色。要是我在 80年代写小说，里边都是“他坐公共汽车来了”，一句话就完了，就不会写几路公共汽车，可是现在我一想，这公共汽车没有了，这就是时间赋予一些东西以意义。还比如曾经的同仁医院是一个很漂亮的两层矮楼，到了90年代才拆，书里写到人物从这门口走过，我就写一句那时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它就成为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你把一个虚构的人物放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让他穿真实的衣服，某种意义上就赋予了这个人物一定的真实性。
P：隔了这么久再去回想几十年前的风貌，一开始会比较模糊吗？
Z：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仔细、平常很闲的人，我会很留意地去看一些东西，只是如果这个小说我是在1980年代末把它写出来，我不会写这一部分，因为它发生在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你根本不知道它重要不重要。
隔了几十年以后，我忽然想这东西很重要。这个小说在第二部分，有一次冰锋到祝部长家，看到祝部长抽烟，他紧张自己有病不能抽，吸一口就赶紧把烟吐出来，又用手把烟雾往鼻子边拨。当年我亲眼见过好多人这么做，那时不知道二手烟有危害性，大家没有这个概念。这个动作你不把它写出来，可能以后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个事了，因为我也没见别人文章里提过这个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体现出那个年代跟现在年代的截然不同。
这样的事情在小说里写了很多，比如冰锋说他实习是在人民医院，实习结束以后没多久那病房就着火了。有这么一句话，完全没有用。这句话就等于张爱玲的《小团圆》开头写的，九莉从香港回来，梅兰芳跟她坐一条船一样，梅兰芳跟九莉坐一条船，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干嘛要这么写？就是人民医院确实着了火，假如有一天遇见一个读者，他知道这件事，他就会有一个亲切感。其实这个小说里面写的好多东西，包括在什么商店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菜，都是要完成这种亲切感。
P：你最期待的是跟你一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
Z：或者是感兴趣的人。咱们说到北京，说到80年代，甚至那个年代人的气息、说话方式，可能它都是很具体的东西。而这种具体的感觉是我们现在文学里边比较欠缺的，怎么能做到不啰嗦，不多余，这个是有一个度的。我希望通过文字让大家能够跟那个年代有一个有质感的接触。
▲ 2019年11月在日本山梨县 图/受访者提供
P：可是具体的度在哪呢？
Z：比方说书里写到两个人路过首都电影院，正贴着《超人》的海报，如果不写那是一个什么电影的话，就没有那种具体的感觉。但我只写《超人》，不会写一大堆超人电影演什么、海报上画了什么，我坚信这属于多余，没有意义。
P：你有两个观点，一个就像刚才说的，你觉得小说其实很大的意义在于把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但是你也说时间会淘汰掉很多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怎么理解？
Z：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提，如果我不写的话它可能就被淘汰掉了。过去有报纸请我写单篇的关于北京的生活，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冬天早上起来怎么生炉火，现在大家都住在有暖气的房子，根本没有生火的概念，怎么打公用电话、怎么买菜、怎么做饭……我从来不写，我觉得这类文本没有意义，我自己也从来不看这种文章，我觉得特别无聊。
P：但变成小说就可以了？
Z：对，我觉得小说是因为它有用了。它是个背景，不是主体。这个城市是我生长的城市，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点情感，这个城市以前不是这个样，到8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概是咱们现在三环路，三环路以外什么都不是。我对那个北京有一点点的兴趣，但我又不愿意写那种随笔文章，正好借助小说就可以把北京搁在纸上。它是有质感的，而且是以一个偏文化人的角度。况且在小说里边这些接近于民俗概念的东西，它只是肉，里边得有一个骨头，骨头就是那个故事和人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P：你写《受命》是有感于伍子胥，想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这个当代为什么选定在80年代？
Z：80年代跟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80年代的人他有两个向度，一个是跟过去有关，仍在受文革影响，离六七十年代很近；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开始有一种憧憬，比方说有好多人到深圳去，我自己当时也想去深圳。后来觉得得亏没去，深圳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混得很好的。
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想写在1980年代，有人面向未来，有人活在过去。我要写交替阶段的人的状态。如果1980年代写，可能跟主人公关系更密切，我相信我会更倾向于他。隔了30年以后，我跟他距离远了，我可以很冷静地看这个事，我认为他好多想法可能都不对，他可能被自己的一个执念给弄得不得安宁，因此把一生也给毁了。
P：为什么你会倾向于他，你也没有为父报仇的经历。还是说你也是比较留在过去的人？
Z：对，我觉得可能一个留在过去的人比面向未来的人难。就像伍子胥哥哥跟他说的，活着替父亲报仇难，死去更容易。我自己从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讲，可能还是觉得选择困难的应该是更值得，不说敬佩，至少更值得留意吧。
站在他的视点，会认为这么做有意义。但是站在一个俯视他的视点，会觉得他所有这些努力可能具有一种徒劳的色彩。我觉得这种徒劳性是小说里主要的东西和土壤。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如果你固持一个信念，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想通过小说告诉大家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如此而已，也没有特别针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意义。过去有一种叫伤痕文学，我完全没有兴趣，一个人提醒另外一个人，这完全是徒劳，自己有自己的记忆，一个时代的人和事都会随时间不断地过去。
P：这也意味着同样经历过80年代的人会越来越少，可能现在读到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理解？
Z：无所谓，让年轻的读者看看当年北京是个什么（样）的，也挺好玩的。我觉得不需要完全的理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倾城之恋》，这其实是个很老的事，不就是白流苏找丈夫，是吧？但是由此你还看到了香港打内战，即便你完全不知道香港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因为这个小说你知道：噢，战争跟一个人，原来有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张爱玲想写的就是这个事，我想写的其实也是那个时代里边的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P：只是说可能冰锋面对的不是一个大的背景事件。
Z：对。只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他有一个执念，而现在的人仍然在被执念左右。我要做总裁，我要在5年内买房，这不就是咱们生活中常常都有的执念吗？我想写的是一个有执念的人在现实中怎么被执念所毁，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跟人有共鸣的。
我希望这本小说能跟现在（有联系），它不是一个历史小说，就像伍子胥的故事，你不需要知道当年楚国跟秦国跟吴国什么关系，你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心里头的纠葛，然后他一辈子就忙这个事。就跟哈姆雷特一样，至于他叔叔是什么丹麦国王，大家根本都忘了，你只要知道怎么回事就行。把它搁在什么时间段不是最重要的事，只要在这个时间段（里），它有这个可能性就行了。
P：但你花了很多功夫在塑造、还原时段。
Z：对，假如我把这个时间改成70年代，搁在苏州或是重庆，我也会花这么多功夫、时间去研究。只不过北京比较容易，北京我熟。很多人确实不会花这些气力这么写，但首先我不是一个苟且之人，我不愿意凑合，我是一特别认真的人，而且我在认真里边有乐趣，乐此不疲。有些小细节写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它确实能达到一个东西，那个乐趣就特别有意思。
比如现在隆福寺街上的东宫电影院，我们小时候叫东四工人俱乐部，可实际上真正的名字是叫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这个我是查了半天才确定的，我就在小说里写成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其实这毫无意义，就是对于我这年代的人都记不清，因为我们当时都没好好看那个牌子，但是我觉得特别好，我终于把这事解决了。
说实话我也未必再会写小说，因为确实做这个事太麻烦，但是这个麻烦实际上也是一个乐趣。我还是那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就这么个意思。写作还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它不是机器时代，所以你还得按手工业来做，我愿意把它做得好一点，小说也是这样。
P：你曾说“世界上最好的事是尽量不做事，至少不添乱”。如果你没有写成这本长篇小说，没有写书，你也无所谓吗？
Z：没写上，有时候对我来讲是个遗憾，对外边的人可能没什么遗憾。但你人生可能有好多遗憾的事儿，我还没上过南极呢，那怎么办？你说疫情，我原来在电脑上做了好多好多旅行的规划，都特别细，住哪个旅馆都看好了，可是现在可能那些旅馆都不存在了，你怎么办？人生肯定绝大部分都是遗憾。你说是不是？
P：但你也提到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对此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Z：庄子有一个思想叫“无为而为”。我主张这种没有多少目标的作为。我是专门研究庄子的，庄子讲了很多故事，比方说一个人一辈子抓一只季鸟或是游泳，或是做戏、做铜像，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最后成神了，做得出神入化。
如果我们急于去成某个事，最有可能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事当成一个非成不可的事，却很认真地做。所以我觉得其实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游戏，但它是一个你必须认真对待的游戏。所有的游戏其实都应该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