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休止符

2013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因故暂停举办,那一届是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第十年,影展为双年展,每一届都有一个“节气”作为副标题,这个让人记忆犹新,发现和挖掘了一大批优秀纪录片作者的影展,始于春分,停留在了春天最后的一个节气-谷雨。

“很多人做事很迫切地想办成,生怕办不成,而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姿态放得很低,做最坏的打算,遇到问题不极端不回避,一起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反而做成了。”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 郭净

一切开始于20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云南省博物馆大门前,有人支起了一块大幕布,用露天电影的形式宣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诞生。很难想象,一个专门播放直面现实的纪录片影展,能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坚持近10年。

一出生就转型

郭净记得,那天放的是《雪落伊犁》,讲的是一个哈萨克小女孩一天的生活,38分钟的黑白影像,充满着诗意,也很契合第一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这名称。这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影展名称,甚至会让普通人有些摸不到头脑。两年后,郭净和他的同伴就决定拿下“人类学”三个字,换之以“纪录”。

原因很简单,更多直面现实的纪录片涌入——这个由几个云南文化人搞出的影展,竟然几乎是中国当时唯一的面向普通公众的独立纪录片播放平台。 “云之南”的雏形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身为云南社科院历史研究员的郭净和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三个纪录片编导,成立了“复眼小组”,组织放映电影,其中就有不少世界知名的纪录片。

几乎是同时期,在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的杨昆、和渊、易思成等人也成立了“昆明电影学习小组”,在云南大学科学馆517室每周放映一次电影。

这两批人最终成为“云之南”的主要发起者,到了2002年上半年,一个念头愈发明确:自己办一个纪录片影展。

一开始,这些身处边疆的文化人,担心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无法吸引足够多的纪录片。于是,他们把影展冠以“人类学”的名头。

在人类学影像领域,云南有足够的底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省份,1950年代初,官方就开始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电影,并一直坚持到1970年代。这批纪录片在199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后,还曾引发不小的轰动。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

郭净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

以人类学之名在云南办影展,言之成理。 “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举办的消息传播出去之后,不到半年,他们就收到了来自全国的93部纪录片。

结果让郭净和他的同伴们大喜过望,这些纪录片是他们最初担心吸引不来的好片子——绝大部分是直面现实的纪实类纪录片,如记者出身的广州独立纪录片人周浩拍的关于东莞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厚街》,来自上海的陈苗、李晓拍摄的关于同性恋题材《我属蛇》等。它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对社会底层人和事的关注和关怀,价值远远超越组织者的期待。

更令郭净高兴的是,影像展举办时,不管参不参赛,著名的纪录片人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季丹、沙青……几乎全都带着各自的片子到了。首届“云之南”,就有5000人次观影。

评委、诗人于坚看完全部的片子后,感到十分吃惊:“在一个灵魂缺失的时代,这批片子却保有了灵魂。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古典精神在其中得到存在。它们体现出的精神和尊严仍将是中国纪录片未来的方向。”

最终,北京独立制片人沙青拍摄的反映一个脑瘫少年和家人的《在一起的时光》获大奖“青铜奖”,周浩的《厚街》获新人奖“黑陶奖”。云南电视台魏星拍摄的反映中国乡村教育问题的《学生村》获得最受观众欢迎奖。

第一届“云之南”给主办者们继续办下去的信心,也让“云之南”看清楚了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中国纪录片最主要最有生命力的是纪实类独立纪录片,“云之南”应该给它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办一个中国真正的纪录影展。从2003年起,每隔一年,优秀的纪录片都将在云南度过自己的春天。

“云之南”打定主意,要成为纪录片专门的展映平台。郭净明白,这也意味着作为组织者,他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掌控参展影片的分寸,并为此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沟通成本。

历届云之南影像展海报

用纪录片展示中国的变迁

2007年3月中旬的一天,昆明春色正浓,离第三届“云之南”开幕的日子还有一周,易思成的心情却降到冰点——“云之南”被通知暂缓举办。

这是32岁的易思成第一次主要负责“云之南”的策展,前两届的负责人是郭净。在德国研究电影六年后,易思成回国接手“云之南”,这是他爱做的事。 “暂缓举办”的原因,是一部前来参展的纪录片。

选片人制度,是“云之南”展映影片质量的保证,选片人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大方针定下来之后,“云之南”主办者不干涉选片人的选片。

出现问题后,“云之南”组织者并没有逃避。这个平时看起来松散的组织,全都第一时间齐聚办公室,一块寻找对策。

郭净仍然是“云之南”组织者成员之一。他们最后决定,积极沟通,尽量坦诚,努力寻找对话的可能。

两个星期后,郭净留在昆明和上级主管部门继续沟通,易思成等人则把入围片子的作者和研究者拉到大理,进行没有普通观众的内部放映,然后作者和研究者一起讨论。这样做,上级主管部门没有阻拦也没有异议。

这届入选的有冯艳的《秉爱》、林鑫的《三里洞》、周浩的《高三》等。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参加了这届“云之南”,她明显感觉到,同类题材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意思也更深刻。将纪录片《三里洞》与同样也表达父辈支边的影片《青红》放在一起,将《高三》与反映高三少年生活的《十三棵泡桐》放在一起,莫不如此;一部反映三峡人生存状况的《秉爱》获得了她和所有人的赞叹:这才是真正的“三峡好人”。

尽管有遗漏,易思成说,“云之南”最在意的依然是吸引并挖掘中国最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和作者。翻阅历届“云之南”纪录影像文库,可以看到近十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独立纪录片人的新作和旧作。

十年来,“云之南”已经收录了超过700多部独立纪录片,展映了近两百部独立纪录片。 “用纪录片展示中国的变迁”这句话曾被印在第二届“云之南”海报上,它是“云之南”的选片方针。和这句话颇为相似的,是中央电视台一档纪实类纪录片栏目《见证》的口号——“行进中的影像中国”。2010年,这档节目一度消失在央视的屏幕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考古类纪录片和表现中国古老文明的文化类纪录片。

贾樟柯曾经总结说,这里(“云之南”),不会播出《大国崛起》,但赵亮的《上访》会告诉人们现实中的矛盾如何错综复杂;这里不会播出《故宫》,丛峰会带人们去看甘肃一个小山村里的《马大夫的诊所》;这里不会播出《复活的军团》,《克拉玛依》有被烧死永远不可能复活的孩子。2005年,让独立纪录片人王兵蜚声海内外的《铁西区》在“云之南”展映。这部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表现了沈阳铁西区这个老工业基地的工厂和工人生存状况的变迁。易思成说,只要是好片子,无论多长,“云之南”都给播。

其实,“云之南”收集作品进行难度并不大。在“云之南”举办之前,绝大多数纪实类纪录片,很难有机会播映的。

早期纪录片唯一能登陆大银幕的机会,就是去国外参加电影节。这些最贴近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影像却与中国民众无缘正常相见,只能在一些纪录片爱好者之间流传,在酒吧、咖啡馆等场所做小规模的放映。 “云之南”几乎是唯一可以公开放映纪录片的机会。2011年第五届“云之南”,投稿独立纪录片就有195部,最终入选到竞赛单元、青年论坛、特别展映三个单元进行展映的有45部。在影像展举办的七天里,观众可以在云南省图书馆的展厅通过大屏幕观看纪录片,也可以通过主办方提供的Ipad,自行选择观看本届所有的投稿。

在这里,观影的氛围很自由,但这自由来之不易。

策展人易思成为导演颁奖

程序

第一届“云之南”举办前夕,郭净接到去云南省博物馆担任馆长的任命。身为学者的郭净对从事行政工作并无兴趣。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在国外,由博物馆牵头举办人类学影像展早已成为惯例,他希望自己的新身份,能让影展合理地开展。

就这样,第一届“云之南”的开幕影片,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门前以露天电影的方式播出了。

到了第二届,郭净有了新的担心,如果还以博物馆的名义牵头举办,“云之南”就会逐渐官僚化:筹委会、评委等,很可能就由上面指派;入选的影片也可能是单一立场的……他因此辞去了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的职位,回到云南省社科院成立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经费自筹,主要的工作就是承办两年一届的“云之南”。

在郭净看来,“云之南”能一路走到现在,和它的主办方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云之南”是双年展,举办时间为一周。但剩下的其他日子,主办者也基本没闲着。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需要在这些日子敲定:下一届的申办审核和举办资金筹措。

因为郭净,第一届“云之南”主办和承办都是省博物馆,少去了主办单位审批这一环节,申办耗时相对较短。

从第二届开始,每次举办,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都需要首先向云南省社科院提出申请,由社科院再向上级申请。因为涉及境外纪录片参展,还需要宣传部门和外办的审批,每次耗费的时间都至少是半年。

这半年,云之南团队必须耐心等候,遇到上级不清楚的地方,随时作出回应。得到可以办理的批复之后,把征稿通知发出后,剩下的问题就是筹集资金。

第一届由郭净所在的省博物馆承办。第二届开始,就由没有资金来源的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他们必须自筹所需的三四十万资金。后来的第三、四届,也是申请国际基金。基金的公益性,对“云之南”的公益性也是保障。

到了第五届举办,可以申请的国际基金——专门赞助文化事业的基金本身就不多——都申请了一轮。易思成向已经申请过的三个基金再次提出申请,没能得到答复。

在2011年影展举办的半年前,易思成试探地给著名导演贾樟柯发了封求助邮件。很快,他得到了回复,贾樟柯促成演员赵涛以个人的名义对“云之南”赞助11万元。

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现场

在一起的时光

易思成早就认识贾樟柯,2004年,他在德国为做关于中国独立电影的论文,向素昧平生的贾樟柯发了封邮件后,便登门求教。他从贾樟柯那儿得到了想知道的,贾樟柯也从他那儿了解了“云之南”。贾樟柯发现,“云之南”关注当下、关注人的价值取向和自己完全契合。

那是次愉快的谈话,易思成离开的时候,贾樟柯主动提出:“以后‘云之南’有什么资金上的困难,我愿意以个人力量尽可能帮助你们。”

作为一名拍独立电影起家的导演,贾樟柯也希望自己能以作者的身份,加入“云之南”。2010年,他和六个年轻导演还在共同拍摄纪录片《语路》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带着它来“云之南”。2011年3月24日,他和《语路》到“云之南”举办了国内首映。让他惊讶的是,“云之南”又有了进步,这次参展的纪录片,除了在云南省图书馆展厅放映,还能在电影院播放一轮。那可是真正的大银幕。

对于许多独立纪录片人来讲,拍的纪录片能播出来就已经很满足。而“云之南”一直在努力寻求为独立纪录片找到更广范围的展映。

第一届展映选择的地点是云南大学科学馆的一个有二三百座位的放映厅;到了第二届,就开始在位于昆明市中心的最为著名的公众休闲胜地翠湖旁边的省图书馆举办,那里有4个展映厅,可以同时容纳1000多人观影。

到今年,除了云南省图书馆作为主会场,昆明的两个五星级电影院:北辰财富中心影院、环银国际影城也成为独立纪录片的放映场所。

这是个重大突破:从来没有哪个独立影像展能像“云之南”这样,把纪录片送上商业区的大银幕。

这对纪录片工作者是莫大的慰藉。 “云之南对于我们来说,就如同在青春期遇到了最爱的人。”季丹说只要一想起“云之南”,心中就漫溢温暖。作为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人,她发现,在这里,纪录片人的情谊超越了平时似乎泾渭分明的体制界限。这里的人都是爱纪录片的人,这个影展不会因为平衡而产下“双黄蛋”,评委们拥有绝对的独立,并为自己赢得尊敬。201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云南省图书馆一号大厅,为期一周的第五届“云之南”闭幕式在这儿举行。

所有常规奖项都已经颁发完毕,伴随着音乐,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开始出现一张张面孔——是为期一周的影像展中纪录片的作者、观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每一张面孔出现,大家都会欢呼鼓掌。当工作人员的照片出现时,现场欢呼声和掌声最热烈最持久。

他们,也是一批值得记录的人。

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导演签名海报(已遗失)

本文转载自中国周刊 2011年5期

图片: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