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祖年，四川达县映山乡人，1927年11月9日生于达县蒲草田。1933年秋随家迁回映山乡后入私塾启蒙识字。1934年秋随家迁居达县金娅乡，进入离家10里的达县县立木子小学住读。他表现出聪颖过人的天资，四年读完了六年的课程，考试成绩名列前茅，1938年毕业。他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喜读古典名著和鲁迅先生的作品。同年秋，彭祖年离家去成都，考入私立荫塘中学，读了一年，又考入成都较有名气的石室中学。后因他反对训导主任和校长对学校的专制统治，出墙报讽刺，不得不中途转学重庆市中。一年之后气氛有所缓和，他又回到石室中学读至初中毕业。1944年春，他考入成都县中(现成都七中)读高中，于1946年底毕业。彭祖年在成都时与中共党员陈跃纬、郑多恒交往飞他家住县城时，还结识了中共党员何静修、彭祖述等同志。这些同志见彭祖年学习用功，思想进步，介绍他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鼓励他好好求学，关心时事，将来有所作为。他从少年到青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受到的与之交往的中共党员的熏陶，对他后来的成长影响至深。
1947年秋，贵州大学在贵阳、重庆和长沙等地招生，彭祖年考入了贵大。贵州大学虽处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但校内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反对法西斯教育制度，反控制、反迫害，争民主、求生存的斗争一浪接一浪。彭祖年在贵大，在同乡同学中或通过其他私人关系与更多的同学取得了广泛联系，结识了史健、朱文达、李楼一、甘凌杰、陈勃如、刘光、刘可、杨泽平、陈默(陈自勤)等一批进步同学，互相之间也有进一步的了解，在以后的斗争中团结合作，亲密无间，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搏斗。
1948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学生中的读书会、学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中共党员邵冠群(政经系学生)、民先队员周启知(历史系学生)支持下，彭祖年与同班同学余国栋等发起组织燎原学会，成员有：涂建伦(机电系学生)、宋德义(法律系学生)、龙光沛(法律系学生)等。他们秘密传阅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驳蒋介石》并多次秘密讨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孰为真理，中国将向何处去，为什么说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大学生应担负的时代使命等问题。学会还通过决议，会员均须积极参加全校性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同年下半年，史健、陈勃如共同发起组织“高原文艺社”(后改名“高原社”)，这是一个全校性跨院系的社团，把全校进步师生组织起来了。高原社成立后，出版《高原文艺》(后改为《高原导报》)。各系学生抓住张廷休筹备12月21日校庆活动的机会，以开展校庆活动和出版校庆特刊为名，组织了各种学术团体，举办各种小报和墙报。彭祖年和杨泽平等团结四川籍同学组织了眠峨学会，出《星火》……岷峨学会由彭祖年领导，他通过学会在同学中间联络感情，议论时局，团结进步同学，帮助川籍同学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实际问题，争取多数，在“校庆”前后一段时间里，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
1949年3月中旬，史健和高原社的一些同学了解到教职员工生活十分困难，老师们在酝酿罢教，《高原导报》首先报导了教职员工生活困难的情况。对学校当局提出拯救师长员工生活的要求，各系同学纷纷响应，《星火》和其他刊物也作了报导，并张贴出全国各地载有学运的报刊给教职员工以有力的声援。3月22日，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宣布罢教，广大学生热烈支持。21日晚上，各系各年级选出的代表60多人举行全校学生代表会，决定开展“贵州大学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选史健为主席团主席，唐宝贤等3人为主席团成员，设宣传、联络、总务等股领导运动，朱文达为宣传股长，彭祖年为副股长；决定次日召开学生大会，向贵州省政府提出改善教职员工生活和对学生实行全面公费的请愿，限省政府在48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宣布无限期罢课；动员全校学生到贵阳请愿、游行、宣传和义卖，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同情；派人到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联系，争取三院校一致行动。彭祖年作为法律系二年级代表，在会上态度鲜明，口齿犀利，崭露锋芒，极力促成上述决定。22日史健主持召开学生大会，顺利通过了学生代表会决定，于26日请愿游行。
3月26日上午，全校近千名学生高举贵州大学校旗和“国立贵州大学抢救师长员工饥饿运动”的横幅，步行到省政府请愿。在同学们的压力下，谷正伦不得不接见学生代表。史健等递交了请愿书，申述了贵大师生的困苦和要求，谷正伦被迫答应拨大米救济师生，同时威胁代表必须回校上课。27日，按主席团决定，师生们在贵阳街头游行、宣传和义卖。
在这次请愿游行过程中，彭祖年等负责宣传，积极准备标语、口号，印《告全市父老书》传单。去贵阳那天，他带着搞油印的同学天不明就乘车进城，驻扎贵阳师范学院。游行队伍到甘荫塘时，由他起名并主编的《大家看》创刊号和《大家唱》歌单在同学们出发时便印好送到同学们手中。
请愿游行回校后，史健和彭祖年等学生骨干商量，认为应趁机扩大民主进步力量，通过建立学生自治会这一经常性的、合法的组织，以利于长期开展和领导反饥饿运动。于是刘光拟出了《贵大学生自治会章程(草案)》，经过紧张活动，各系选举学生代表，把大多数思想进步的临时代表变为正式代表。在4月初召开的第二次院系学生代表会上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改选了领导成员。学生自治会各股负责人仍为运动各股负责人，宣布罢课。罢课后，反饥饿运动各股紧张地工作，《大家看》作为运动专刊继续出版，指导运动的发展。各进步社团共同组织了“民主讲座”，学习股办起了阅览室，生活股举办了“团结晚会”，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反饥饿、争生存的政治热情。
1949年4月1日，南京高等院校学生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消息传来，经过各社团的宣传，在4月15日的“团结晚会”上，决定举行贵大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声援南京“四一惨案”运动，成立罢课委员会，成立主席团，选朱文达任主席团主席，再次宣布罢课。彭祖年在《大家看》上撰写“声援‘四一血案’反迫害、反内战”的文章，揭露“四一血案”真相。
贵大学运的发展，使张廷休等反动派的代理人对彭祖年在同学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恨之人骨。4月22日晚，特务在学校礼堂(饭厅)贴出“质问彭祖年”的大字报，宣传股副股长刘光立即写了“声援彭祖年”的大字报贴到特务们的大字报旁，以示革命志气不可侮!《大家看》和《高原导报》发出“警惕特务破坏”的论述，号召全校师生加强团结，坚持斗争。
4月下旬，朱文达、甘凌杰等，根据贵州省工委和贵阳特支要组织复课，避免损失，隐蔽干部，迎接解放的指示，在学运骨干中反复做工作。5月下旬，彭祖年经朱文达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生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期间，反动派对贵大师生的大逮捕大屠杀开始了。彭祖年在学校的活动，早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所在寝室已被校警长期监视，经常有几个反动学生暗中监视他。此时，为了川籍同学的安全，他通过崛峨学会组织川籍同学一同返家。在一些同学的劝说下，他决定不留学校，与川籍同学一道回川。6月5日，他们包了一部车出发。车到三桥，军统贵州情报处派特务欧亚非配合国民党三桥检查站站长李朝仁拿着相片一对，就把彭祖年逮捕了。
彭祖年被捕后，先关在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后移至贵阳飞山街鸭子塘监狱。他在狱中备受残酷审讯，过着非人的生活。6月13日，甘凌杰被押到鸭子塘监狱，当晚就听到从后院传来苏联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啊，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狱卒不分昼夜，啊……”彭祖年低沉的歌声，倾诉了对战友的怀念和对敌人的憎恨。
10月5日，情报处长何锦书，特务罗时习、刘文彬等从鸭子墉监狱把彭祖年、陈默、廖崇美、杨光文、金春琪等7人押至市郊秘密杀害。他们还将彭祖年的腹部剖开，用刺刀挑出肠子，互相戏谑。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12月27日，贵州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死难的老师和同学，全校1000多师生沉浸在无比悲愤之中。学生自治会、山民峨学会等学生社团出了“追悼特刊”、“追悼专号”，岷峨学会在追悼大会上贴出了“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捐躯，是萃萃学子的岷峨英烈”的悼词。许多同学撰文写诗、作画介绍死难烈士生平，缅怀他们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痛惜他们没有看到反动政府火亡、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这一天!生者在烈士灵前立下誓言：踏着先烈们的血迹，继承先烈们的遗志，继续前进!
（资料来源：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赵子滟
编审：刘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