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先辈足迹”系列正阳关，铭记沧桑历史的红色传奇

正阳关，铭记沧桑历史的红色传奇

淮水出桐柏，流至颍寿，夹淮而东，有正阳关。“长淮三面八百里，七十二水归正阳”，正阳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因得淮、淠、颍等众水之利，明代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在此设收钞大关。明清以降，帆船竞至，商贾沓来，繁华富庶，素有“小上海”之称，是鄂、豫、皖三省二十四县商品集散中心，所谓“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的血雨腥风中，这里出现过追随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高语罕；协助周恩来创建黄埔军校、为北伐流下第一滴血的茅延桢烈士等，这里曾设有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1932年春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是中共皖北中心县委的机关驻地和联络站，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红色的传奇。

在正阳关镇南大街中段东侧，一间临街门面房的后墙上，钉有一块不起眼的“马家行”的木牌，下面墙上镶着一块石碑，上写“中共交通站正阳分站遗址”。如果不在意，与普通砌墙的石头没有多少区别。

1929年冬，中共中央在安徽设立一个交通中站，设在肥东县埠北头的一家杂货店里。先后由陈士英、陈明远任站长，中站下设寿县正阳关、舒城山七里河、潜山皖河和六安思姑潭晁油坊四个分站。正阳关交通分站站长是当时的皖北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中央交通员李和则经常往返上海与正阳关。李乐天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租用一间房子，开了一个香烟铺作为分站的联络处。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通往苏区和中央的交通异常困难。李乐天想方设法，曾经护送过舒传贤、方英等六安中心县委。皖西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往返于上海等地。护送沈泽民等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安全的进入苏区等。交通站提供情报，使红二十五军1931年5月12日占领正阳关，获得了大量的食盐、西药、布匹、煤油、纸张、粮食等急需物资。《寿县革命史话》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中央交通站分站为什么设有正阳关？这是为了加强与鄂、豫、皖苏区的联系。正阳关紧邻大别山，水运便利，区位明显。对于这个码头，共产党重视，国民党更是不断加强防控。国统时，这里是淮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通往大别山苏区的交通异常困难，正阳关处于苏区与白区的交界沿线，国民党驻防了大批军队，并设置密如蛛网的盘查哨。派往苏区的交通进不去又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设立正阳关交通分站的主要任务是：一为中央和苏区收集皖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二是为中央和苏区之间传递文件，接应和护送人员。

早在1927年省临委就决定六安为第三暴动区，包括寿县、霍山等县。1930年2月中央指示三省17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区，寿县为其中之一。安徽土地革命战争的烈火，首先在大别山燃烧起来，而这些暴动组织者和领导人，有不少都是寿县早期党组织培养和派出的。1929年至1930年，寿县党组织奉中共中央指示，先后派出大批骨干力量去金寨支持革命斗争。作为环绕鄂、豫、皖的寿县，皖北中心县委管辖皖北地区的寿县、霍邱、颍上、阜阳、涡阳、蒙城、亳州、太和、凤台、和豫南的息县、潢川、固始、新蔡等，与苏区紧紧接壤。

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成立的前一年，1928年11月，蒋介石视察淮河来到正阳关，从东门进城，东大街因此得名“中正街”。《寿县志》记载：“民国17年（公元1928年）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视察淮河来到寿县正阳关，召见县长曹运鹏，询问政事。曹未能应对。唯诺诺而已，蒋深为不满。次日，蒋由当地商会会长牛幼丞，缙绅代表皮寿山等人陪同，县保安大队长袁少仪率警卫前护后拥，步出西门，沿淮堤巡视。蒋问及‘哪七十二道山河汇正阳？’。皮寿山从容为之解答，蒋颔首称是，云：‘皮老先生很有学问’。离寿时电令省主席管鹏，撤去曹运鹏县长职务”。

当时的安徽省主席管鹏，是寿县正阳关附近的菱角嘴人，家乡小事，竟然惊动最高首长，总司令指示，不得不办。更换后的县长是黄埔一期的傅肇红。1929年5月9日《寿县县委报告政治经济及党务工作情况》中写道：“从去年11月蒋介石检阅寿县驻军夏斗寅部（第13师）时候，即将县长曹某更换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因蒋介石到寿县时，反蒋空气十分浓厚，为巩固他在寿县的政治地位，不得不委派其忠实走狗在当地以监视各派的行动而实行其民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手段以欺骗民众。故傅某到寿后，从他口头和事实的表现和代表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曹前县长大不相同。一方面以县长兼指委监视县指委的行动。一方面大修汽车路及扩大正阳道蚌埠航行的组织等”。

因此，曹县长的被撤，实因当时寿县地区反蒋氛围浓厚，鄂、豫、皖外围的寿县正阳关，如此重要的交通枢纽，蒋介石放心不下。至于民间所传，曹县长回答不上蒋的询问，实在是好事者的杜撰。

在南大街，我们遇到了著名的“鸡海”名肴传人郑良辰老人，他说，过去的正阳关城内，南门因靠近码头和船塘，远比北门大街繁华热闹得多。李乐天租用的“邓家行”香烟铺就位于南大街中段的东侧，附近有罗家巷、杜家巷、葡萄巷等，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有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南大街靠近南门洞的城墙根下，是过去正阳关外国人建的“卐字会”，里面办有医院和学校，日本鬼子进犯正阳关时，妇女小孩跑进去躲避，后来是正阳第三小学校址。三小后门边上有一栋正阳关标志性的建筑“望淮楼”。这是一栋上下四间，砖木结构的阁楼式建筑，是当时军政要人、达官贵人和市井小民聚集的场所。

在这些人群时，时常出现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礼服的人。正阳关码头，所谓行商坐贾，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人们都知道此人是邓家行香烟铺的老板，至于他是外地人，操着浓重的淮北老侉口音，人们并不在意。望淮楼上，风景殊异。明代嘉靖《寿州志》所载“正阳关八景”：苍沟舟市、秀涧离筵、刘备古城、董生遗址、边洲渔会、淮水帆飞、西城春柳、南湖晴光等等，大多集中在南门附近。而李乐天站长登上“望淮楼”，风景收于眼底的同时，更侧耳聆听周遭不绝世声，好从里面捕捉到一丝一毫有用的信息。

1931年初，瓦埠暴动失败后，李乐天去职中心县委书记。8月的黄家坝战斗中，县委书记曹鼎牺牲，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1931年底，曹广化任县委书记，遵照指示，为了加强同其他各县党组织的联系，在正阳关木匠街和北外街交汇处筹办“中共寿县中心县委联络站”。

这个时候，小小正阳关，一南一北，竟有两个交通站，一个是李乐天任站长，在南大街“邓家行”的中共交通站正阳分站，群众称为“大站”。另一个是木匠街拐子饺子馆处的中心县委联络站，曹广化任站长，称为“小站”。

1932年春，皖北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斐济华来正阳交通分站，透露国民党十一军不日要来正阳关驻防，目的是控制正阳关大批食盐和西药以及粮食等主要物资。李乐天站长立即把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根据苏区的给养情况，决定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

《寿县革命史话》记载了李乐天烈士的事迹：李乐天，原名李其荣，又名李光宇，化名姜永之。安徽省阜阳县行柳集东绿柳村人。1900年出生，191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乡在行流建立了阜阳农村第一个党小组，并任组长。1929年初担任中共阜阳县委书记。同年5月，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安徽省临委扩大会议，6月任阜阳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3月27日，在寿县上奠寺参加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党的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皖北中心县委，被选举为中心县委书记，机关驻正阳关，参与领导瓦埠暴动。“瓦暴”失败后被撤职，但他并没有沉沦，继续任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站长。1932年春，李乐天向苏区提供国民党军队即将驻防正阳关的情报，使红二十五军1932年5月12日占领正阳关，获得了大量的食盐、西药、布匹、煤油、纸张、粮食等急需物资……1933年春，李乐天在太和县徐寨被捕。1934年3月1日在阜阳西城关外英勇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在日军大举武装侵略的严重形势下，无视国人的抗日要求，反而集结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六安县麻埠成立。11月7日，红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等，沉重打击了敌人，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空前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霍邱、寿县沿淮国民党驻军闻风丧胆，士气大折，已成惊弓之鸟。

苏家埠大捷后，1932年古历四月，苏区分局收到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李乐天派人送来的情报，国民党第十一军不久将要到正阳关驻防，于是，决定红二十五军抢在国民党第十一军前头占领正阳关，夺取红军急需的物资。（《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171页）

李天仁先生是正阳关的文史专家，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叫《淮上烽火》的小人书中描绘的红二十五军攻占正阳关的情形：

1932年初夏，已经到了麦子金黄的时节，这个时候，人们最关心的是天气，所谓：“湿了老鸹毛，麦子水中捞”。眼看就要开镰了，雨水却稠密起来，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雨，人们在焦心中盼着天晴，把家里能卖的拿到街上卖几个钱，再去置办午收的农具和物品，正阳关的几个城门洞里，大清早就出现匆匆进城的忙碌身影。

原来，1932年古历四月初六傍晚，红二十五军先派出了一个尖兵连，冒雨疾行军，从六安曹大巷出发赶往马头集，连夜乘船，顺淠河而下，为次日大部队进入正阳关扫清障碍。尖兵连共有100多人，每人腰插短枪，便衣打扮。有的化妆成卖柴的、卖菜的、卖鸡蛋的，还有装作“逃荒”的，乘坐三只大木船，天微亮时到达。

红二十五军一部稍后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率领下，从六安出发，经木厂、马头集、隐贤集、迎河集，打垮陈调元沿途设防的军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作战，随后赶到正阳关与先遣的尖兵连会合。

初七一大早，人们突然发现，正阳关街头出现了许多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他们吃力地挑着柴禾担子和蔬菜担子，混在进城的人群中来到街上，沿途叫卖，那口音听起来也不像本地人。此时，坊间有关红二十五军要攻占正阳关的消息早已暗自流传，有人听说国民党正阳关自卫队大队长俞禹门、商务会长牛幼臣等事先得到消息，已登船潜逃蚌埠等地，只留下少量人员例行防守，他们在河堤上架着三挺重机枪，表面上是封锁河面，实际不过是虚张声势。

令人奇怪的是，今天市场上这些卖柴的、卖菜的，个个“蛮不讲理，漫天要价”，明明只值一吊钱的柴禾，却偏要开价三吊钱，甚至问价之后，不依不饶，强买强卖，与顾客发生纠纷。原来，这是尖兵连的计谋，他们一方面故意在拖延时间，等候大部队的到来，同时，他们在南大街采取吵架等过激行为是吸引过路人围观，惊动民团，造成北大街民团队员空虚。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忽听从北门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这是暗地配合的正阳关地下党发出的行动信号。只见刚才那些卖柴卖菜的年轻人，迅速从柴禾或菜篮子里掏出藏枪，把民团队员缴械控制起来。这时，淮堤上的机枪手，远远看到清河口方向红二十五军的大批船队，顺流而来，早已无心恋战，一枪未放，弃械逃窜。先遣的尖兵连与刚刚到达的大部队里应外合，仅仅几十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没伤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正阳关。

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带领下占领正阳关之后，军部就临时设在北大街东侧的广嗣宫巷里的福音堂。

中午时分的正阳关，北大街上仍然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在李天仁先生带领下，拐进街东侧的一个狭窄的巷道，正是中午时分，家家炒菜，香味扑鼻。眼前出现一条狭长的铺着整齐方砖的小道，那含有包浆的青石板看上去有些年头，从石板缝里很倔强的伸出来的野草小花，伴着我们一路向前，直至一栋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的、小巧玲珑的两层小楼，赫然出现在面前，这就是正阳关福音堂。

长条青石砌成的坚固的墙基，上面是坚实的青砖，木板门，格子窗，由于门前场院狭小，又有树枝遮挡，无法拍摄小楼全景，不过抬头的瞬间，突然被二楼木板墙上的窗玻璃的返光震慑到了，仿佛那上面还晃动着红二十五军干部们正在走动的身影。前一次来寻访，主人不在家，这次又吃了闭门羹，只好从窗户探望，里面堆满了寻常居家的物品。走廊上竖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红二十五军军部临时驻地旧址”。李天仁先生告诉我们，福音堂两层小楼是正阳关镇上现存为数不多的民国建筑。1982年，寿县人民政府将这里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二十五军入城后，首先贴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联合布告》：“此次本军北上，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人民拥护，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公买公卖，分富济贫。有顽抗者，以军法从治”。

安民告示贴出后，正阳关万人空巷，周围几十里路的劳苦大众，奔走相告，闻讯赶集。红军在火神庙内召开了民众大会，宣传红军政策，号召拥苏拥红，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控诉了土豪劣绅的罪恶，动员劳苦大众参加红军。会后，组成了一支打土豪分财物的队伍。首先把镇上荣升、裕丰等十余家大粮行囤积的百万石粮食分给了饥民，然后又没收了地主、资本家、商霸等所有的物资。最后，又在正阳关周围的农村张家圩子、朱家堆坊、大西圩子等地斗地主、打恶霸，开仓放粮。

一天半时间的分粮济贫斗争，正阳关百余家商店和资本家的物资，已经通通被没收干净。同时还逮捕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绅士毛瑞堂、国民党安徽省公安局科长马庚云以及资本家、商霸等七十余人，押往苏区。

1932年古历四月初八下午，为了支援苏区的革命斗争，工农劳苦大众把食盐、西药、布匹、粮食等装了三十多船，沿淮而上，开往苏区。初九天刚拂晓，人们敲锣打鼓汇聚街头，欢送红军。

正阳关最早的党组织，是1928年1月成立的“中共正阳学兵连支部”，由正阳学兵连的中共党员程锡简、麦连登等五人组成，同年5月因学兵连武装起义失败而结束活动。1928年夏，中共党员袁育华来正阳小学教书，秘密发展几名党员，成立“中共正阳独立支部”。1929年6月，改为“中共正阳特组”，属“中共史大郢特支”领导。1932年春，中共党员梅伯英受组织秘密派遣，在正阳关以教书为掩护，重建正阳党组织，成立“中共正阳特支”。1932年8月，中心县委派张如屏到正阳加强党的工作，在正阳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正阳关区委”，到1933年下辖正阳关、鲁口子、桥口、郭庙、菱角5个支部，党员30人。张如屏任区委书记，梅伯英任正阳关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寿县组织史资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红二十五军攻占正阳关，得到了当时正阳关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当时，正是梅伯英担任中共正阳特支书记的时候，关键时刻，他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挺身而出，支持配合。另外，红军占领正阳期间，正阳的进步青年组织，正阳鸣社和读书会的成员们，积极帮助红军收集和提供情报。

红军撤走正阳关，在回师南返途中，在霍邱县境内与国民党徐廷瑶部相遇，在痛击徐部的同时，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北征正阳关，惊动了国民党上层。这时，各个交通工作更加险恶，盘查更为严厉，戒备森严。正阳交通分站原来开辟的几条道路都被堵塞。分站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站长李乐天通过正阳关的地下党组织，与皖北中心县委发生接头联系，改变交通线路。当时，中心县委机关已经迁往正阳关以东60里的堰口小学。一次，中央交通员李和带来了三位同志，一块银元，一只手帕，两匹花布，交给正阳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梅伯英，那三人是中央派往苏区的。银元是介绍信，手帕和花布是中央文件。为了保密，文字都是用化学药水写的，不经处理是看不见的。梅伯英接受任务后，按时将三位同志和几份文件护送到了堰口小学，交给该校教师的中心县委接头人赵某。（《寿县革命史》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武装力量大大减弱，国民党不断加强对苏区进攻的同时，在白区大搞白色恐怖，叛徒不断出现。皖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正阳关交通分站无法开展工作，随之撤销。

在正阳关北门“凤城首镇”门额下，我们来到“梅士俊药店”，找到了正阳关早期党的主要负责人梅伯英的后人梅一鸣，他告诉我们，爷爷去世早，他没有见过，但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爷爷干革命，做地下党的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正阳关有两个共产党交通站。一个是直属中央级的大站，在南大街邓家行。一个是县级小站，属中心县委，在北门外木匠街。他的爷爷梅伯英当时是正阳党支部书记，从事的就是中心县委交通联络地下工作。有一次，中央一位干部从北方经过正阳关到大别山苏区，爷爷负责护送过境任务，先是与淮河北岸颍上县的一个茶水店老板单线联系，接人后租一条小船送出正阳关，后来听说此人是刘少奇。

梅一鸣说，爷爷早期为党作过贡献，我们全家感到自豪。但爷爷的后半生过的却是隐姓埋名的悲情生活。红二十五军撤出正阳关后，党组织受到了国民党的严重破坏。爷爷被捕，关在阜阳监狱，面临杀头之罪。老家江苏句容县梅姓亲戚知道后，凑钱把他赎了出来。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签字画押，承认自首。从此，爷爷脱离了党组织，解放后虽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他从此不问世事，隐姓埋名在正阳关开了一家“和春中西药店”，以行医卖药为生，直至终老。

四月以来大麦黄，

红二十五军到正阳。

打一仗来胜一仗，

打的白狗子叫亲娘。

正阳关解放了，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唱起欢迎红军的歌谣，灾难深重的正阳关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红二十五军占领正阳关，当时的县委书记曹广化赶到红军临时军部驻地福音堂，向刘士奇主任汇报情况，他还组织中共史大郢区委一带游击队开展扒粮斗争，配合红军行动。红二十五军南返转移时，经组织批准，曹广化率领寿县几十名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攻占正阳关，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是，意义却是十分重大。在红二十五军初创的困难时期，不仅缴获了敌人的大批物资，增强了战斗力，而且使皖西革命根据地向北方得到了发展，是鄂、豫、皖苏区进入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它的政治影响，越过淮河，扩大到颍上、凤台等地，促进那里的群众开展斗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红二十五军攻占正阳关，为鄂、豫、皖革命斗争史册增添了光辉一页。

图片由高峰提供

责编 童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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