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秦何处是桃源
——静宁籍驻沪日本总领事馆译员受庆龙致乡友吴锦江书札一通（1910）
李世恩
受庆龙（1882—1952），字云亭，静宁县威戎镇受家峡人。受，是中国十分稀见的一个姓氏。与这个姓氏相映成趣的是，受庆龙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即使放在他的同代人中，也同样少见，堪称清末民国时期陇上军政文艺界的传奇。
一奇是由秀才而从戎，并深得一方封疆大吏的赏识。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在外公干6年的乡下廪生受庆龙，不知是何机缘，随伊犁将军长庚出师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得“长帅”（时人对长庚的尊称）青眼相看，被委以陆军督练处测绘科长，代办将弁学堂监督。期间师从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此前曾任平庆泾固化道尹，1905年创办陇东官立中学堂，即今平凉一中），与高层人士过从甚密。
二奇是因举义而成名，成为甘肃首倡共和的先驱之一。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但已升任陕甘总督的长庚不仅不顺应历史潮流，反而积极扑杀起兵反正的陕西义军。当时，已任上海《申报》编辑的受庆龙，受辛亥革命首领黄兴指派，疾驰返陇，持两湖同乡公函，成功襄助驻守秦州（今天水）的湖南人黄钺易帜，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并担任军政司厅长。此时，他虽然成了“老首长”长庚的敌人，却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上。
三奇是能慧眼而识才，解救了一名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青年才俊。1922年，在平凉活动的陕军营长高桂滋，被北洋系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抓获，交平凉县政府管押，拟严加惩办。时任平凉县长的受庆龙，观其相貌堂堂，听其谈吐不凡，遂冒着生命危险，设计释放（乡间至今有“受大人精通相术”的传说）。后来，高桂滋果然成为“令国人同佩”（毛泽东致高桂滋电文语）的一代抗日将领，名垂青史。
四奇是远红尘而为僧，不久又成为投身抗战的少将参议。随陕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受庆龙，看到军阀割据，内战不息，深感世事不可为，遂做出了一个令常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到浙江普陀山剃度为僧。笔者曾在水天中先生《记忆的断片》一书中，见到其父水梓先生当年考察东南教育时，在普陀山巧遇老友受庆龙的一张合影，果然着一身僧袍。后来，高桂滋将军得知恩公情况，亲赴普陀，力邀其下山，以助军务。在高部，受庆龙不仅参与并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蒋介石当时被安排在高公馆，并与周恩来面谈），而且还参加了以后的平型关、中条山等著名战役，因功授少将参议。
五奇是本色终为书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早在新疆藩署时，受庆龙曾偕友人避暑博格达山，写成《博达游记》诗词一辑，由新疆官书局出版。其诗瑰伟奇特、豪气干云，龙吟虎啸，英姿勃发，堪与唐代边塞派比肩而立。如《古风三十韵》有句：“翘首望汉武，拭目俟元祖。谁挽狂澜倒，谁作中流柱？我欲斩荆棘，狠手无大斧。裂心碎肝胆，怒气如云吐。出我胸中兵，十万精卒伍。卒伍胜熊罴，可以安环堵。西北制强俄，东南脱跋扈。雄我省廿三，统驭大洲五。壮士发立指，长虹贯日午。一声长啸馀，天下闻雷鼓。”再如《一萼红》词：“过车师，看山川仍旧，我辈来驰骋。汉剑消沉，唐矛摧折，霸业都付嗟咨。试步向博达纵目，指乌孙大宛与龟兹，沙漠无垠，天山间隔，一线横垂。历代兴亡弹指，剩昆仑云起，瀚海波瀰。西掖雄都，卑陋宫阙，千秋故垒如斯。唯此日强邻四起，笑英俄南北两争窥。看我横刀葱岭，指定西陲。”难怪与他日夕并马驰驱、论文谈心的日本外务省游历官、商务学士林出贤次郎在其诗集序言中由衷赞叹：“受云亭君者，慷慨悲歌之士也。”只可惜“楚人一炬”，其大部分诗文化为灰烬，仅存诗词三十六首。除诗词而外，其书法、绘画亦颇有可观，传世工笔《仕女图》就是其精品之一。1943年解甲归田，犹情系桑梓，发挥余热，与王尔全等有识之士筹建省立静宁中学、编修县志，尽力为家乡培植文化根基。
书札1
这封书札，是目前发现的受庆龙唯一存世的一封。当系宣统二年（1910）5月19日（夏历4月11日），写给在老家威戎任蒙学堂教习的同学吴锦江（字文波，又字濯之）的。虽然寥寥四百余字，但包涵着丰富的信息量，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其在朝代更迭之际的心路历程。
此前一年5月，伊犁将军长庚因升任陕甘总督而移驻兰州，林出贤次郎也由新疆赴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受庆龙因与林出的深厚交谊，应其邀约，到日本领事馆任文电翻译员。
从书札中“弟年来时运不通，动辄得咎”，可隐约看到他在长庚藩署并非一帆风顺，或许与上司多有抵牾，也或许遭到同僚妒忌。这大概正是为什么不随高升的“长帅”履新（长庚手下也潜伏多名革命志士），而是跟一名日本友人远赴上海的原因。紧接着，写自己“此时深悔半生来，仆仆风尘，劳劳宦海，徒以有用之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对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时年28岁）来说，感觉宦海沉浮，虚度光阴，这真是“自怜亦堪自笑”的沉痛语，并非自谦。随后，以羡慕的口吻称赞对方静处家园，且耕且读，乐享天伦，这种安适的田园生活与自己“为米折腰”的连年奔走，雅俗如同天壤。这与其说是对归园田居的向往，不如说是对宦游既倦的无奈。前途茫茫，路在何方？摆在作者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将从赤松子欤”？但亲老子幼，难以割舍；二是“欲仍入政潮欤”？但官场龌龊，岂能同流合污；三是“将欲归田欤”？宦游十年（由此可知其出仕当在1900年），两袖风清，生活将无以为继。这是在当时黑暗政治环境下，平民出身的读书仕宦者所共同遭遇的苦闷。以上这些内容，虽是早年所写，但已将其一辈子的人生走向暴露无遗，这就是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着、抉择着。特别是“将从赤松子”的遁世之想，如同谶语，为其以后出家为僧埋下了伏笔。
书札2
其时，国内政局动荡，波谲云诡，作者最后称自己暂且寄身日本总领事馆，作为躲避暴秦的桃花源，“藉资联络，以观吾国时局之结果，再定趋向”，这既与他以前“雄我省廿三，统驭大洲五”所抒发的关心国事、建功立业的抱负一脉相承，也为他以后冒死赴陇，策动秦州独立，提供了思想准备。再联系他任《申报》编辑的经历，可知他在上海已接受了共和新思想，并联络和结识了一批包括湘鄂籍的革命党人，所以，“持两湖同乡公函”赴秦州举义自然水到渠成。这封普通的书札，虽然对时局和个人志向的表述因事属敏感，只能模糊处理，但已透露出作者在大厦将倾之际与封建王朝决裂的“异志”。
以受庆龙的不凡才情和笔墨，一封普通的致友人书，不仅言简义丰，而且语多骈俪，信手拈来，读起来明白如话又辞采飞扬，使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厚的学养和功力。
需要补充的是，根据其另一同学、笔者伯曾祖父玉山公民国初年自新疆写给吴锦江信中“受云亭闻在两当为幕，不知好否，亦不知伊家藉伊有接济否”，“受云亭现在两当，近在咫尺，与兄常有信来往否”（1917年，限于篇幅未录）。可知在秦州起义后的几年里，他曾在陇南两当县府当幕僚。查阅受庆龙现有传略，从未发现有“领事馆译员”和“两当为幕”的经历。这些书信，无疑为研究其人提供了新的线索。
参考资料：
1.时下翁《受庆龙：传奇人生热血诗篇》（《静宁文史大观》敦煌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
2.受庆龙《博达游记》（宣统二年新疆官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