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三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万钧之力在各领域涤污荡浊，一批社会关注的涉黑案件被查深、查透、查实，不少为害一方的涉黑涉恶团伙和“保护伞”被绳之以法。人民网推出“直击扫黑除恶三记重拳”系列报道，采写各地典型案例背后惊心动魄的交锋。
“我们打上来的水产品必须低价卖给他们，不允许卖给别人，然后他们再高价卖到市场上去，他们已经在这一片形成垄断了。”当地的一位渔民这样告诉人民网记者。
河北唐山滦南，地处渤海湾北岸，这里水产资源丰富，沿海人民常年靠打渔为生。但自从十几年前杨国全等人来到这里之后，当地渔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多年来，以杨国全为首的“渔霸”团伙长期把持滦南县近海海域。
欺行霸市 当地渔民“谈杨国全色变”
“不允许有人反抗。你敢反抗，杨国全他们就不让你的渔船下海，甚至叫人去你家里打砸抢，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一位渔民说。
杨国全等人打着维护渔民利益的幌子，成立了所谓的渔业协会，在滦南县嘴东、南堡、丰南及曹妃甸区海域非法圈占、划分网地，长期霸占近海海域，组织非法捕捞，欺行霸市。
自从杨国全等人来到此地后，在当地的水产市场几乎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一来，把我们这些收水产的人全都挤走了，不允许渔民把打上来的水产卖给我们，更不允许我们去收货。好多同行只能像我一样另谋出路。”当地的一位水产经纪人这样告诉记者，“他们的人还开着越野车撞我，当时那辆车的速度特别快，吓得我赶快跑到一边。”提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心有余悸。
2017年5月，在接到案件线索后，公安部、河北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唐山市委等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抽调大量警力组成专案组，对本案进行全面侦查。
河北省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禁毒中队指导员苗立友告诉记者，在当时，渔民们几乎是“谈杨国全色变”，因害怕被打击报复，根本不敢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导致案件侦查最初的取证工作异常困难。
调查取证1082人 打掉盘踞多年的黑恶团伙
“在杨国全团伙几个主要成员被抓捕归案之后，渔民们甚至还不敢相信他们能被绳之以法，可见这个团伙在当地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有多么恶劣。”苗立友这样告诉记者。
杨国全团伙势力庞大，组织结构紧密，作案手段隐秘，各个案件之间时间跨度长，加剧了案件的侦查难度。
2017年5月，曾受到滦南县行政处罚的3名非法捕捞渔民被警方纳入侦查视线，案件打开了突破口。
民警在对所有案件线索进行分类整理统筹归纳之后，耐心进行周密调查取证，在侦查过程中将线索相互关联，最终促进案件办理的整体推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方调查取证1082人，立刑事案件54起，违法案件6起，起诉审判100余人，涉及金额2亿多元，车辆20余台，其他财物近亿元。在警方不懈努力下，最终将盘踞一方多年的杨国全等人涉黑犯罪组织一举打掉。
该案的成功告破，打响了河北省扫黑除恶“第一枪”，更为后续侦办此类案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地一位渔民站在自家新买的轿车旁兴奋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杨国全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一年的收入只能够全家解决温饱问题，现在不一样了，每年的收入比以前翻了几倍。”
深挖“保护伞” 处理涉案干部62人
随着侦查的稳步推进，警方发现了杨国全等人涉黑犯罪组织背后存在的“保护伞”问题，唐山市纪委监委接收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滦州市公安局移送的部分问题线索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一案三查”，形成合力。
专案组派出大量人员走访群众、市场主体，主动深挖线索，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
“杨国全等人涉黑犯罪组织的坐大成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方面因素都起到了作用。除了其自身受非法利益驱使以外，‘保护伞’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专案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导致该组织坐大成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多龙治水”制约了监管有效性。案件查处前，当地海上渔业开发领域，公安、海警、边防、海洋、渔业等部门，均有执法权，但存在执法不到位的情形。二是个别党员干部充当“保护伞”，助推该组织快速发展壮大。该组织“势力范围”主要在海域上，在其形成过程中，海警、边防、公安、渔政等系统的个别公职人员，或主动提供便利帮助，或故意包庇纵容，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懒政怠政、失职渎职，对该团伙形成了保护和纵容，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生存环境和条件。
为了将该案办成铁案，专案组成员主动放弃休息日，经常连续工作几十天。他们不计个人安危与得失，也顾不上照顾家中的父母和孩子。由于连续不断地工作，专案组组长患上严重甲亢。两名专案组成员在一次驾车调查取证时，车辆突然爆胎，汽车失控一头扎在路边，他们顾不上细查身体状况，拦下一辆出租车直接奔赴调查一线。查办案件期间，几名专案组成员的父母、妻儿生病住院，但他们都顾不得回家照看，一直坚持投入到办案工作中。他们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干事担当的敬业精神，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5个月的奋战，唐山市纪委监委先后审查与处理涉案干部6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4人，组织处理18人，涉及县处级干部3人，乡科级干部34人，3名党员干部被移送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