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百日复辟”中的墙头草们

1814年4月13日，穷途末路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被放逐地中海的厄尔巴岛，虽保留皇帝头衔，但“领土”却局限在岛上，波旁王朝宣布复辟。翌年2月26日，他趁反法同盟发生内讧，对自己注意力下降，在支持者帮助下逃离意大利港口费拉约，3月1日在法国南部港口昂蒂布登陆，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说服了驻扎在附近儒安堡的波旁王朝守军，开始重返巴黎的复辟征程。

普遍流传的说法，称当时一家巴黎报纸在3月1日至6日的标题变化十分戏剧性，第一日是“科西嘉怪物在儒安堡登陆”，第二日“食人魔鬼正进向格腊斯”，第三日“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第四日“波拿巴占领里昂”，第五日“拿破仑逼近枫丹白露”，第六日“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借以勾勒和讽刺“百日复辟”之际法国一干“变色龙”的嘴脸。

这则记载始见于《机智、智慧和致命弱点：统治者和老百姓间的逸闻趣事》一书，这本书是1918年由美国Funk andWagnalls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作家谢里内CharlesAnthony Shriner。本书并非一本严肃的历史专著，所采这则逸闻趣事并未说明出处，且其叙述的日程和拿破仑进军日程并不吻合（拿破仑直到3月9日才进抵格勒诺布尔，抵达里昂是3月13日，而抵达巴黎则已是3月19日的事了，很显然，报纸是不可能在3月1-6日间发生前述“变色龙效应”的。

但另一方面，这个“段子”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的确艺术地概括了当时许多“变色龙”的狼狈和尴尬，以及出色的“变色”能力。

比如银行家独子出身的圣日耳曼-蒙特佛尔顿（Auguste-Jean Germain deMontforton），此人依靠拿破仑打破门第出身的改革才得以飞黄腾达，1813年还因自己“蒙陛下厚恩成家立业”向拿破仑皇帝写出肉麻的赞颂信，拿破仑退位前不久，被任命为莱比锡国民自卫军副总司令的他还信誓旦旦“效忠陛下到最后一息”，拿破仑被贬至厄尔巴岛翌日他就转而效忠波旁王朝，并大肆发表针对拿破仑的、极富个人侮辱性质的讲话。“百日复辟”时他担任索恩-卢瓦尔省长，最初认定拿破仑兵不过600（其中有战斗经验的不到一半），成不了气候，还发表了恶意抨击拿破仑的讲话。等拿破仑兵临城下他已来不及再“变色”，只得逃命。“百日复辟”期间他不断抗议自己被“政治迫害撤职”，不过等波旁王朝回来，他也再未能得到信任，余生里只能做一个落寞的后座议员。

最出名、地位最高的“变色龙”是拿破仑的爱将内伊元帅（Michel Ney）。这个出身低微的元帅从拿破仑炮轰土伦起就追随后者，却在1814年最危急时刻叛变逼宫，直接导致拿破仑退位，他此后在波旁王朝平步青云，为保住自己地位更献计让路易十八将拿破仑“装在铁笼子里带回巴黎”就近关押。但这只“拿破仑的看家狗”在旧主子步步紧逼下再次倒戈，并重新获得后者信任，成为滑铁卢战役中法军最高指挥官之一，然而这名昔日名将却再次误了拿破仑大事，并在关键时刻只身逃离战场。战后他未能再次获得波旁王朝谅解，成为少数被公开枪决的高级将领之一。

另一名高级“变色龙”是拿破仑的妹夫、雾月政变中率先冲入议会大厦的缪拉元帅（Joachim Murat），这名小旅馆掌柜儿子出身的元帅依靠拿破仑当上了那不勒斯国王，却因与拿破仑的个人龃龉和政治野心，在1813-1814年背着拿破仑和奥地利媾和。当“百日复辟”消息传出，他立即宣布废除和反法同盟的一切条约，对奥地利宣战，并跑去向拿破仑宣誓效忠。然而对他已有成见的拿破仑并未任用他这个当代最出色的骑兵将领，而是把他关了起来。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兵败消息传出，他逃离关押地，用类似拿破仑“百日复辟”的手段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皮佐发动了“10.13事变”，结果“模仿秀”一败涂地，他很快被捕，不久便被枪决了。

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梅松将军（Nicolas Joseph Maison）更为戏剧性：他是在拿破仑手下飞黄腾达的，却在拿破仑战局不利时率先和敌人媾和，拿破仑被贬后获得波旁王朝重用。“百日复辟”时他的屈服有些不得已色彩，或许拿破仑看出了他的勉强，并未重用他而是将他关了起来。这让他在“百日复辟”后反倒时来运转，甚至晋升为元帅。在政治生涯晚年他再次发挥“变色龙”本色，支持奥尔良派发动七月政变推翻了波旁王朝，并在新政府中出任外长、国防部长等一系列要职。

和他经历相似的是德索勒将军Jean-Joseph Dessolles。他受到拿破仑赏识出任过一系列要职，却在最艰难的时刻倒戈相向。“百日复辟”期间他一度坚决抵抗复辟，但大局已定后也表示屈服，同样未获拿破仑谅解并被解职，“百日复辟”结束后他因为这段政治经历得以重返政坛，但政治生涯从此黯淡无光，所幸在“七月政变”前两年去世，幸免了再一次面对“是否变色”选择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