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工人在上海的建筑工地上忙碌
“跨年那晚我在病房，我没有觉得跨过零点后会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但人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对未来的希望，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陈洋 实习记者 郭婉盈
全文约7371字，细读约需16分钟
2021年1月中旬，编辑找我讨论关于“我们这一年”的专题报道。这是我们每年年终的固定策划，记者们会写一篇短文，回顾自己一年的报道工作。过去一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倾听和记录别人的故事。对他者的观察和思考帮助我更好地认知世界和自我。
今年，编辑希望我能把回顾的镜头重新对准他人，对准“全年HARD模式”下的“打工人”。之后的一周里，我采访了十位不同行业的“打工人”，在相对狭促的时光里穿行了十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篇幅所限，我将讲述其中七个人的故事。
曾在一本百科全书上读到，每天有超过100吨宇宙尘埃和岩石碎片从太空燃烧着落到地球，它们在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受热，大部分会燃烧殆尽，发出一道光。某种程度上，记者是在追光。能记录下来的几道光茫终究渺小，他们或许不是最亮的，或许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我依然感恩能在浩渺星河中与他们偶然擦身，有幸记录下光芒背后的曲折旅途，照亮认知星河的切口。
2020不易，但正如中岛美雪在歌里唱到的，“把悲伤变成翅膀”，“把伤痕变成罗盘”，希望在2021，我们能继续互相陪伴，“穿过云雨的漩涡”。
折腾
35岁的上海姑娘沈星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2020年，她换了三份工作。
第一次离职发生在2020年1月。那是一家初创公司，包括沈星在内有15名员工，她负责新媒体运营。公司开发了一套配套学习软件，意在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架子鼓，盈利主要通过收取琴行加盟费以及销售乐器、软件。2019年11月，沈星和同事们只领到了一半工资，但大家对公司有信心——12月公司将举办第一次招商大会，“大家都觉得，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待招商成功，就会有一拨钱进来，工资就都能解决了。”
招商大会后，不少意向客户前来咨询。临近年关，客户大多选择在年后下单。没想到开年疫情暴发后，线下琴行无法开业，经营困难，订单悉数蒸发。“老板一直说，让员工理解他，他很难，发不出工资，很抱歉。”
2020年1月，在朋友介绍下，沈星加盟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的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品类电商平台。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张“消费即投资”，“用户在平台上的购物金额会被折算成相应价值的平台币，平台币作为虚拟货币，可交易和流通，有币值涨跌”，沈星解释说。
去之前，沈星只看到平台的数据“非常漂亮”，加入后她才明白，漂亮的数据是“烧钱烧出来”的：融资被用于导入新用户、促进用户的活跃度。比如，平台推‘0元换购’活动，换购商品的价格在10元左右，补贴吸引了新用户涌入，新用户每人至少消费10元，又可以进一步拉升网站成交金额，之后凭借这些数据继续融资。靠烧钱赚取流量曾是平台经济的惯用套路，但在目前的行业格局下，单靠烧钱难以为继，疫情让投融资环境愈发收紧。
1、2月的工资未能足额发放，3月，公司开始裁员。人事的一封邮件直接裁掉了过半员工，以技术类为主。裁员后，近20人的技术部只剩一人。
不满的技术类员工结伴去找老板讨说法，一度报警，警察建议大家走劳动仲裁途径。此前，有几名技术员工将办公电脑带回家，希望借此要回被拖欠的工资，最不济也能挽回些损失。警察到场后，老板当着警察的面警告，要么归还电脑，要么追责。员工们害怕了，只能将电脑搬回。处理完这轮裁退事务，负责人事的同事也很快被裁掉。时隔大半年，沈星依然对老板的老辣记忆犹新。
沈星所在的商务组虽被保留，但工资越发越少，到后来每个月只能拿到4000元。8月，部门领导离职，沈星也选择离开，那时公司所剩不足10人。
入职时承诺的工资只拿到了1/5，她没有选择劳动仲裁，“仲裁、打官司，来来回回折腾一年也拿不到赔偿。公司总能找到各种方式规避追责。渐渐地，大家就都算了，认命了。”
8月，沈星寻得了一份新工作，公司做小程序创业。可4个月后，产品没能做起来，团队再度解散。
短短一年间，沈星被迫换了三家公司，“工作看起来一个接一个，好像一直有着落，但发不出工资，都是白搭。”她的丈夫在2020年同样经历了多次工作变动。间隔最短的一次，夫妻俩在一个月内相继辞职。
2021年初，沈星决定开启自由职业，她成为几家公众号的签约写手，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并积累了一些粉丝，内容是她一直爱好的神秘学领域，比如塔罗、阿尔法脑波音乐、冥想等等。“收入不算稳定，但在这里，我能充分展示自己真实的内心，我不再以工资或者老板的认可来评判自己的价值。”
我问沈星，去年最纠结的那段时间，神秘学会给她带来启发或指引么？她一笑，“如果真的有，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但生活恰恰不是这样。”
2020年9月29日，上班高峰期的北京地铁 图/邢广利
“路子”
投身自由职业的沈星让我想到微信好友白露。天津姑娘白露居住在北京，原本是我的同行，后来辗转多处，于三年前成为自由职业者。我好奇2020年给自由职业者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疫情之前，白露刚刚获得一份新职业——剧本杀主持人，这是她的众多职业之一。在剧本杀游戏中，玩家会分饰角色，围绕剧本中的案件展开推理，还原人物关系、挖掘证据，最后找出凶手。剧本杀是2019年发展最迅猛的行业之一。据公开数据，2019年我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突破百亿元。
疫情暴发，这一曾经的风口遭遇冲击。“很多店被关停，一些老店因为客户群固定，还有房租、工资等固定支出，成本压力比较大。”剧本有时效性，白露当时工作的店开在地下，因防疫政策长期无法营业，贻误了很多商机。但也有商家转危为机，“那时参加剧本杀展会的人大大减少，一些新店得以囤到一些好剧本，被‘养’起来。”
疫情前，剧本杀主持人的工资就不高。以白露所在圈子为例，每场通常有4到10名玩家，单局时长4到10小时，玩家每人收费100到300元不等。主持人底薪很低，每场在200元内，大多数月薪不足7000元。疫情后，很多店自身难保，白露只能拿到“底薪的80%”。
除了做剧本杀主持人，她平日还有两到三份其他工作。疫情期间，收入更是多元，以“金融行业”为主，她做过保险销售、贷款代理，还会帮人处理征信记录。“我做自由职业三年了，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有心思的话，疫情期间反而比平日赚钱更容易。”为了让喜欢的剧本杀店不至于倒闭，她还带老板一起卖过口罩。
疫情期间，各种金融需求暴增。服务的客户多了，白露能直观感知到疫情对普通人的一些影响：比如客户决策时间更长，掏钱也没之前那么痛快了；比如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但更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住院保”；比如很多人买保险是为了数月后能用保单贷款，以弥补资金缺口；比如一些实体行业的老板想贷款周转，但最终没能挺过去，只能关停公司，回去上班；比如有人长期有出没入，贷款无法偿还，只有通过“养”信用卡来补窟窿……
2020年底，白露萌生了自己开一家剧本杀店的想法。开店是为了缓解房租压力。6个月前，她从劲松搬到内环一间胡同房，五十多平米的面积，月租过万。临近搬家，约定一起合租的朋友“突然跳车”，新寻的室友不久后也因为换工作搬走。她为开店筹备了一个多月，添桌椅、贴壁纸、买剧本，已投入一万多元。“那间房租出去也就三千多元，如果开剧本杀，五场就能赚回来。”
相比自己是“被推着赶着向前走”，白露觉得很多行业在2020年发展得不错，比如微商。“你没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开始做微商了么？真缺钱时，谁也别瞧不起谁。”
上半年一份来自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的数据显示，在疫情延期复工或在家办公期间，中国有超六成职场人士计划或正在开展副业和兼职，其中近八成表示计划疫情结束后继续兼顾副业和兼职。维持多元收入来源是“打工人”对抗变数的方式。而变数仍在继续。
变数
2021年1月10日，我联系刘凯希望做采访，38岁的刘凯是一名租住在燕郊、每日往返于燕郊和北京的大巴司机。他回复说，“（我）从早上5:00到晚上8:30一直都很忙，白天我还要做兼职。”
1月8日，“燕郊进京难”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燕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距北京市区30公里，西部与北京市通州区隔潮白河相望。许多北京上班族因市内的高房价、高房租，选择住在燕郊、跨省上班。《北京日报》的报道称，这一群体有数十万人。
2020年3月2日，北京，818路公交车行驶在京冀交界的潮白河大桥上。受疫情影响，燕郊到北京的15条跨省公交线路只剩818路一条 图/杨登峰
1月2日，河北省报告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陆续有新增确诊病例。7日，河北多地出台政策，严控进京通道，规定河北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通勤需持三证：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8日早高峰，燕郊进京道路出现严重拥堵。
刘凯对通行困难并无太多抱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生计不受影响。
五年前，刘凯遭遇婚姻变故，独自来京发展。除了养活自己，还要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老家的房贷、取暖费、物业费等各种费用。这几年父亲身体不好，常年住院，吃药、治疗的开销也归刘凯承担。
住在燕郊是最好的选择。“小区房租不起就租公寓，每个月500元。但总清人是个问题。”自2017年以来，燕郊不定期对出租房开展清理整治。
2019年底的一天晚上，刘凯从公司开完会已过11点，回到公寓只见行李被撇在路边。他所在的公寓要清人整改。那晚恰逢下雪，刘凯连夜在附近小区找到一处空房，价格比公寓高，要求一次性交全年房租，他只能借钱租下房子。屋内没有供暖，刘凯晚上睡觉经常被冻得腿抽筋。2020年的寒冬来临前，他还是搬回了公寓，“起码室温能到十二三度”，另一个原因是收入压力。受疫情防控影响，刘凯4月才返京、隔离期满后排队做核酸检测，真正复工已是5月。“2020年也就挣了半年的钱，工资也降了，可房贷没人给减啊。以前每月还能剩一万左右，现在不仅月光，还欠了钱，”刘凯说。
85后北京人胡可在燕郊租住一居室，月租1500元，距白庙收费站约6公里，平日通勤一个半小时左右，“在北京上班，这真不算长”，他告诉我。可疫情的反复增加了通勤的变数。
2020年4月，因收入下降，胡可与女朋友从北京市内搬到燕郊。胡可所在的部门负责维护北京市内一处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运行。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阶段，他和同事们从未停工，三天值班一次、一次24小时。可到了5月底，公司与甲方的合同到期未能续约，胡可和同事一下无活可做。
胡可和部门同事被要求回家待岗，一周随机安排一两次公司制度培训，每月发1540元，即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70%。培训时间不固定，胡可也没法找兼职。一些年轻员工耗不住，陆续离职，部门只剩下五人，都是胡可这样的“老员工”，“我在公司13年了，公司裁员要赔偿我13个月的工资，是笔不小的数目。”
8日，在“燕郊进京难”的话题下，胡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当日他早上6点半出门，到单位已经10点半，大量时间耗费在了检查站排队上。“7日出台政策后，8日进京的人大概比平时多了一两倍。”当晚下班回家，胡可和女朋友一直在预约周末的核酸检测，以保证下周一（11日）能顺利通勤。可燕郊当地核酸检测需求猛增，一号难求。到周末，燕郊陆续增设多处临时核酸采样点，压力才得以缓解。
11日将近12点，刘凯在午饭时间抽空回复我的微信。受愈加严格的防疫政策影响，当日早高峰他的车上只有十几名乘客。要顺利进京，每位乘客都需下车排队，刷身份证并出示三证。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塑料袋里装着三个馒头，旁边是小半罐腌萝卜。“疫情前，午饭还能出去吃一顿热乎面条，现在就惨啦，舍不得。”
11日下班后，胡可的女朋友没有返回燕郊。她在一所幼儿园工作，因为担心政策变化影响上班，决定回市内父母家暂住。胡可所在的几个燕郊微信群里，一些上班族则选择留宿办公室。家有猫狗需要照顾，胡可还是回到了燕郊。公司的培训他无法随叫随到，只能请假。他原本计划年后仲裁，可疫情的变数让他有些担心，“公司可不管你住在哪里，不来就是旷工，旷工三次就可以无薪开除。”
他决定等进京稍微方便点就马上搬家。“疫情估计还会持续很久，我回不去家，这是最大的原因，”胡可说。
12日上午，和燕郊同属河北廊坊市的固安县通报了一例本地确诊病例。廊坊宣布即日起免费为全体市民做核酸检测，请市民自觉进行为期7天的居家观察。三河市防控办亦发布通告，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并实施居家7天隔离观察。突然的变数让刘凯措手不及，“大巴要停运，饭店都不开了，我的兼职也没了。”此后一周，他不再回复我的留言。
家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很多家庭的悲欢被放大。眼下，外出的打工人也将迎来一次特殊的春节。2021年1月中旬起，全国多个地区陆续出台返乡隔离政策，超20个省份倡导“就地过年”。1月15日，国家铁路集团的数据显示，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期下降近6成。
数据发布次日，我采访了石家庄人林西。他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那时距离石家庄全市社区、农村实行闭环管理已过去10天。“石家庄人大都很传统，这是我第一次春节在国内却没回家过年，”林西说。
28岁的林西在上海一家建筑咨询公司工作。受疫情影响，2020年地产行业跌宕起伏。林西的工作偏研究方向，直接冲击仅发生在2020年2、3月。那时，因地产公司停工，设计公司无事可做，咨询业务大幅缩水。进入4月，随着复工复产、国家大力推进“新基建”战略、线上办公需求高涨等等，林西所在的咨询部门顺势而为，将研究重点从之前的“生态城区”、“绿色建筑”转向“智慧建筑”，迅速切中市场痛点。
进入9月，行业迎来另一波新政。9月底，我国首次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减排承诺，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12月，林西所在的上海市又发布了《关于推进本市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5月开始就非常忙碌，有大量的研究需求。5、6月是一个高峰，10月到年底又是一个高峰。”
对林西来说，疫情的影响并非全是坏事。但在老家石家庄，疫情还在持续影响着他的家人。2021年1月6日至22日，石家庄已连续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前两轮检测出的阳性样本主要集中在藁城区。林西堂哥的岳父家就在藁城区。1月15日，堂哥一家被安排住进了隔离宾馆。除了堂哥，林西也担心姑姑一家，“不久前她儿子所在的小学有孩子确诊。”
肖齐和林西同岁。这个春节，他会在四川老家陪父母一起度过。肖齐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作为一名开发工程师，疫情没有明显影响他的工作。相比疫情，生活本身带来的打击要猛烈得多。
2020年5月，肖齐的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他很快将父亲接来北京治疗。疫情让一些紧缺号源相对容易约上了，然而为避免交叉感染，病房人数被严格限制。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为例，当时每间病房只允许住一名病人。住院部接收能力有限，肖齐辗转多家医院，奔波了近半个月，才办好了父亲的住院手续。
到了6月初，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父亲住的医院在五环外，住院部启动封闭管理，不允许陪护的母亲外出，也不允许肖齐探望，一日三餐都由食堂送到病房门口。那段时间，他每天刷好几遍新闻，担心疫情蔓延会影响父亲的治疗，也记挂被“困”在病房的父母。
父亲的治疗一度很顺利，后来经历了一次复发，癌细胞没能被抑制住。2021年1月中下旬，北京新增数个中高风险地区。肖齐向部门领导申请远程办公，陪父母一起回川，父亲直接住进当地医院的隔离病房。
“有那么几个瞬间，感觉自己沉稳了很多，成年人都是硬扛。”在2020年之前，二十来岁的肖齐从未认真思考过生命的长度，“大多数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吧”，他这么想当然地以为。父亲的病让他恍悟，只要一点小小的转折，就能让生命终结。
对生命长度和宽度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目标规划。原本他觉得人生刚刚走过三分之一，应以事业为先。走过2020，他突然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他和妻子已经做完孕前检查，期待在2021年迎来一个新的生命。
2020年3月5日，北京一互联网公司员工在中午就餐时使用就餐防护罩防范感染风险 图/崔楠
目标
我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Yorkie将“目标感”视作他远离“内卷”漩涡的原因。31岁的Yorkie是肖齐的同行，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开发。他认为只要有忠于内心的目标，就不容易被“内卷”体系裹挟。“内卷”原是人类学术语，表示社会或组织在达到某种确定形式后停滞不前，只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2020年“内卷”意义泛化，用于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
作家陈楸帆认为，“内卷”的流行反映了深刻的国民心态，人们不断地被认知框架所束缚，不断地陷入各种价值观的陷阱，往往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万物皆可内卷”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在互联网语境下浓度更高。截至2020年底，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中，市值超百亿美元的有20家，其中16家在2020年股价上涨，平均涨幅达到185.9%。逆势增长的另一面，互联网大厂也成为打工人口中“主动内卷”的重灾区。新冠暴发之年恰逢“内卷”风潮，其中除了自嘲也有反思。
2020年1月，Yorkie加入他如今所在的这家知名大厂。Yorkie不排斥加班。他觉得工作状态会影响对加班的态度。“举个例子，上级给你分配任务，就像画一个饼：有的饼很小且有很多重复性工作，作为螺丝钉，你跟流水线工人没有太大差别，你疲于加班，只为完成任务；有的饼并不完整，有很多创造和想象空间，那么你可能不太会在意加班的时间，比如在回家的路上或者睡觉前都在思考。”
前段时间，Yorkie在朋友圈看到一场技术圈的活动。一位嘉宾的演讲备受关注，主题是“如何在BAT快速晋升”，谈到“如何三年升P6，5年升P7”的经验。Yorkie能感受到话题背后反映的职场焦虑。
“薪酬我老婆满意就行，我不在乎这些，我会做我喜欢并认可的事情。”Yorkie觉得，破解焦虑的关键在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目标。他在乎的是“创造和想象空间”，目标与之相关且非常明确。也许这让他不容易陷入“被自愿”的竞争，或误将“三年升P6，5年升P7”作为自己的目标。
我和肖齐也聊到“目标”的话题。每年初，他都会为自己设定几个小目标。2020年的目标包括升职加薪、在北京首付一套房、完成一次旅行等等。到2020年结束，后面两个没有实现。
我问他告别2020年的心情。“怎么说呢？”他略微停顿，“跨年那晚我在病房，我并没有觉得跨过零点后会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但人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对未来的希望，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沈星、白露、刘凯、胡可、林西、肖齐、Yorkie均为化名）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
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