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冷的那一夜,是谁在大街上游荡?

这是北京“21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寒冬的夜晚,坐在家中捧一杯热茶,是许多人都盼望并且拥有的慰藉,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依然不得不在室外奔波的人呢?他们如何度过这样的冬夜?

几个冬夜,每日人物的记者和摄影师走上街头,想要寻访几位夜行人。寒冷还在继续,只半小时,口罩就被冻硬,发出脆响。摘掉手套,短短两分钟内,手指已经冻得紫红,难以伸直弯曲。时间再长一些,能感受到指尖发疼,疼痛向手腕蔓延。站在户外,双腿像两条空心通道,寒气直往身上逼来。

平日喧闹的簋街和三里屯商圈空了,饭店亮着灯,但里面是大片大片的空座。但仍有人在匆促穿行。他们大多穿着颜色鲜艳的工作服,他们是外卖员、代驾、货运司机……他们在寒冷中不眠不休,维持着城市的运转。还有一些人,无家可归,流落在城市的缝隙里。

我们和他们聊了聊,聊寒冬夜行的不得不,也聊那些细小的温暖,还有对春天的渴望。

文 | 林秋铭

编辑 | 桑柳

运营 | 肖睿

流浪者,老夏

老夏一直在搓手,他小心翼翼地站在地下通道里,生怕阻碍了谁似的。今年真是太冷了,他拖着小行李箱,无处可去,只能在这里过夜。行李箱里面装着他的宝贝,他画的人物肖像。全是素描,有的纸泛黄,边缘沾上了铅灰。

画画是老夏喜欢了一辈子的事。高中毕业后,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干脆回村种田了。种田时还想着画画,他在土屋里自学,画人,画景。村里人笑他“不务正业”,整天做着大师的梦。他怕招人笑,把工具都扔了,不再画画,专心做起了农民。

老夏说,他和妻子攒钱供两个儿子上学、成家。如今,妻子和大儿子住在老家河北,小儿子住在通州,买了房。但老夏不想回家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为下一代做了应有的付出,现在,他应该过上自己的日子。儿子最初还总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劝不动,也渐渐不管了。老夏说,一回家,画画的东西就要被儿子扔掉,不回了。

老夏“自己的日子”,就是画画。起初在后海公园画,画人像,一张二三十块钱。那儿有一个小亭子,画累了,可以靠在长椅上休息。老夏画得慢,他总是用一只老旧的智能手机给顾客拍张照,或者让他们留下一张纸质相片,再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画完。他从大衣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照片里是一位少女。几天前,一个女孩把这张照片交给他,那是她的妈妈。照片被撕毁了,她希望能通过画画复原。

后海公园附近的一家美食城是老夏最喜欢去的,那儿有暖气,还有干净的桌椅。疫情变得严峻后,少有人光顾美食城。偌大一个厅子,就是老夏一个人的画室。他还喜欢去麦当劳和肯德基,那里很亮堂,光线总是暖暖的,累了就能趴在桌子上睡觉,没有人赶他。但最近他都去不了了,进餐厅要扫健康码,为了节省话费,他的手机从来没有开启网络。没有健康码,他被挡在门外。入冬了,公园的游客渐渐少了,他一天卖不出一张画,也不能再睡在亭子里,他把行李箱一提,迁到了现在的地下通道。

他还要画画。一提起画画,他就害羞地笑,脸上的褶子皱在一起。老夏说,新的一年,他还打算继续在街上漂泊。他想着天气很快暖和了,到时候就可以回到后海公园的小亭子里。作为一个流浪者,他觉得自己还是有家的。

▲ 老夏和他的画。图 / 尹夕远 摄

救护车司机,李铠奇,32岁

北京最冷的那天,李铠奇正在顺义转移病人。他自愿请命去救援,从晚上12点一直工作到早上6点。防护服里很难再穿上厚衣服,李铠奇只套了两件毛衣。雨鞋不抗冻,他感到冷气直往上冒。医用手套挡不了风,手必须要不断活动才能保证不被冻僵。关于抗疫这件事,李铠奇没想过“伟大”、“光荣”这些宏大的字眼,“只是觉得我们不去,就没人去了。”

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李铠奇会在救护车里待命,随时等待急救公司的电话响起。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会开着这辆救护车,在北京的各个城区穿梭,展开急救。最忙碌的夜晚,他会出车10多次,开过最远的距离是100多公里。除了开救护车,他还需要帮助医护做心肺复苏和抬担架。一整个晚上他几乎没什么休息的机会,病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车祸、坠楼、猝死、分娩,是他从业12年来常常要面对的情形。

冬天,夜晚的急救更为紧张一些。气温下降,心血管方面的突发疾病增多,还有一些冰雪引起的意外,比如有人在冰上滑倒摔伤。冰雪也会给他带来麻烦,地面厚厚一层雪,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李铠奇必须把握速度和安全之间的平衡点,绕过可能出现的小坡小坑,有时候进入规划不佳的小区,他得提前做好轮胎打滑的准备。

做急救这么多年,32岁的李铠奇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性子磨平了一些。二十出头时候,他是校园风云人物,打篮球,组乐队,是个很“躁”的青年,现在,为了把病人平稳地送到目的地,脾气缓和了许多。

一些微小的变化也让他感叹,这两年,急救遇到年轻人的次数变多,猝死的比例和老年人相当,“一半一半”,“这一行做久了,其实很多时候都麻木了,无非就是自己变得更怕死,”他说,“但是还是会动动心,尤其是看着那些年轻的生命走了,真觉得挺可惜的。”

▲ 李铠奇(左)和同事在救护车里随时等待急救 。图 / 尹夕远 摄

流浪者,沈伯,60岁

太冷了,沈伯必须赶紧躺下,把整个身体埋在被子底下,毛线帽盖住眼睛,只露出鼻子呼吸。

沈伯就住在这个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被子和垫子是天黑前刚捡来的,铺在安检口前的空地上。我们把取暖贴撕开,递给他,让他贴在毛衣上。他听说一贴就能发热,觉得神奇,“这个好”,他把取暖贴一把撕开,黑色的碳粒撒了一片。实在太冷了,取暖贴失去了作用,他只能把它捏成一个圆柱形,紧紧握在手里。

沈伯不记得自己具体的年龄,他说,大概是60岁了。父母很早去世,他成了孤儿。因为身体不好,家里的田地荒废了,他去工地上也找不到活。村里的人瞧不起他,他就到城里流浪。他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地铁站口为别人代退交通卡,一张一块钱,能买个馒头垫垫肚子。天气冷下来,代退公交卡的生意几乎没有了,沈伯开始拾荒,从垃圾桶里找点吃的。他没有手机,没有口罩,独自在街上游荡。前几天,气温降到冰点,有人来通道里给他们送军大衣,让他们穿上,拍了几张照片。他们再来的时候,又把通道里所有的被褥、枕头收走了,包括那件军大衣。沈伯去附近的垃圾桶里找,没找到。

攥着取暖贴,沈伯很快又睡着了。

▲ 沈伯在地铁站里睡着了。图 / 尹夕远 摄

物流公司卡车司机,强哥,36岁

在强哥的印象里,今年冬天格外地冷。他在工服下套了一层棉袄,又穿上了棉毛裤,车里有暖风和被子,经常把他捂出一层汗。但出了车门,汗水结了冰,棉裤上的毛发硬,扎得他痒痒的。北京最冷那天,车里的暖风不顶用,他穿上所有的衣服,车行在五环上,他说,除了他,见不到其他车。

每天晚上11点,强哥和他的同伴开着4辆货载18吨的大型卡车从河北涿州出发,进入北京。60公里的路,不堵车的话,两个小时,要是遇上堵车,四五个小时都有可能。卸货后,他们又折返河北,早上8点才能休息。怕犯困,强哥用U盘下载了一些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在高速路上尽情地听。

强哥说,过去20年他都在京津冀一带漂着,去窑厂烧过砖,去建筑队灌过水泥,木工、瓦工都干过。工作都是临时性的,没有保险。物流行业兴起时,强哥给各大物流公司送货,发现这是个赚钱的门道,但介绍订单的中介总是要收取40%的费用,他不愿意。他拼命干活,存钱加贷款买了4辆卡车,自己做起老板,给3位司机发工资。

冬天带来的另一件麻烦事是雾霾。有一回,高速路因为雾霾被封了,车辆都堵在小路,往常1个多小时就能开过,那天他花了11个小时,“饿了,就只能‘吨吨吨’给自己灌水喝。”回去后3天都没缓过来。

最近因为河北疫情,村子里的路越封越多。不知道情况的司机,开到了路口又得往回走。司机们组了一个群,谁要是遇见封路了,就在群里吆喝一声。进京需要带核酸检测结果,72小时有效,怕耽误,每天早晨回到河北,强哥第一件事情就是排队去做核酸检测。他很小心,但有时,他还是会被刺到。在北京他坐网约车,跟司机闲聊,对方随口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河北,对方说,您下车吧。强哥很郁闷,下车自己走了一千米,走到了目的地。

河北、北京天天奔波,强哥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他和妻子打电话,聊的也是孩子、父母的事。“我不能和她说苦,一个女人太不容易了,照顾孩子老人,还要收拾家务活。我开车赚钱,这个活不累,和她比差远了。”强哥说。妻子给他寄来一件波司登羽绒服和一双老北京布鞋,布鞋里面加了一层厚厚的毛绒,30多块钱,强哥觉得好穿得很。有时,他也觉得寂寞。

强哥说,一个月前,自己买了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200多万。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说,疫情结束了,要带我们去兜风。“挣钱这件事,今年不挣钱,明年就会挣钱,总有一年会让我挣钱的。我知道,老天总有一天会想着我的。”他说,自己20多岁时,家里还在吃窝窝头。父母务农,家里五个孩子,照顾不上,上小学时,他给学校干活,拔草,其他小朋友笑他穷。小学毕业,他就出门打工了。他说,那辆玛莎拉蒂是他对童年的回应,他出人头地了。

▲ 强哥坐在自己的卡车里。图 / 林秋铭 摄

外卖员,张金福,27岁

这是张金福送外卖的第一个冬天,他为冬天做了一些准备,电动车把手有加热功能,他在头盔里又加了一层毛线帽,防止冷风往头盔里灌。实在冻得不行的时候,他会让自己歇一歇,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喝一口酒暖暖胃。但是,意外还是会来。11月21日,北京下了2020年第一场雪,他飞速地逆行,抢时间送外卖,突然,雪滚进了轮胎,电动车打滑,撞上对面一位骑自行车的人。对方的腿被路面划伤了。张金福陪着他去医院,赔了500块钱。张金福说,那是他前一天的全部收入。他还要继续奔跑,身后追着他的,是老家甘肃的房贷、欠款,还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生活费。1月7日最冷的那天,他一踏出门,就被冷得缩回了脚。实在太冷了,他担心自己路上冻出事,当天没出门,躲在家里取暖。

张金福在2020年有不少起伏。做了10年厨子的他在年初决定开一个炒河粉的摊子,摊子摆了6个月,生意渐渐好起来,但到了7月,有人告诉张金福,不能再摆了,否则要没收他的摊车。他很郁闷,怎么之前提倡的摆摊又不让摆了?转头又开了一家小饭店,定价很便宜,附近的打工者常来吃。但疫情带来的后果渐渐显现,打工者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他们纷纷离开北京, “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走了”,张金福说。没什么人再来饭店,张金福亏损了五六万。为了止损,他把店盘了出去,从去年10月开始送起外卖。

他喜欢在夜里跑单,从前一天的晚上11点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能跑50多单,晚上的订单单价高,他在车座前加了一个大纸箱,可以装更多的外卖。

今年1月以后,张金福发觉,单量变少了,原来一个小时能送11、12单,现在只能送8单了。解决方法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从12个小时,延长到13、14、15个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没有什么娱乐或社交,他每天送外卖到天亮,回去倒头就睡,醒来继续送外卖。

张金福说起这个冬天遇到的一些温暖的事。他在店里等商家出外卖时,商家会给他端来热水和姜汤,让他别急,喝一碗再走。他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回家了,“存不到钱,不好意思回家。”他给两个女儿寄去了漂亮的小棉袄,“我能做的,就是给她们点钱,给她们过个好年吧。”这个冬天,他准备继续在北京送外卖。

前几天北京下起了雪,今天又刮起了大风,寒冬还在持续。张金福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他举起手机,迎着风雪骑车。在此之前,他已经骑了一夜,再送三四个小时,他就可以回到出租屋里,回到那小小的一团温暖里。

▲ 外卖员在胡同里穿梭(图片非张金福)。图 /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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