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外卖小哥权益,市人大代表建议纳入工伤保险赔付范围

新京报快讯(记者 李玉坤)针对最近外卖小哥权益保障问题,1月26日,市人大代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教师杜海霞接受记者专访。她建议,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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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杜海霞。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关系
众包用工,企业不承担社保成本
新京报:外卖小哥和平台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杜海霞:就外卖平台来说,他们和骑手大概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自营骑手,平台跟骑手之间就是劳动关系;第二种是委托劳务派遣公司为他提供骑手,平台和骑手之间就是劳务派遣的关系;第三种就是众包骑手,骑手会在平台上进行注册,有了任务之后,骑手去承揽。
新京报:众包用工在法律上是否有明确的界定?
杜海霞: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平台在跟众包骑手签订协议的时候,通常会提醒骑手平台只承担信息的发布责任,把自己定义为信息发布平台,这样就规避了劳动关系。骑手如果不同意这个协议就没办法注册。所以,他一旦成为众包骑手,他们之间就很难在法律上得到对于劳动关系的支持。各平台的协议文本不尽相同,需要有相关部门把权益保障写进去,实现各平台之间统一的文本。
新京报:据你观察,平台用工选择众包形式的非常多吗?
杜海霞: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众包的成本对企业来说相对较低,企业不用承担相应的社保成本,也不用承担管理和组织成本。所以对于平台来说,倾向于选择众包这种形式。
新京报:众包用工的出现就是伴随新的经济平台出现的吗?哪些领域存在这样的关系?
杜海霞:从狭义的概念来讲,过去是没有的。一般认为,众包用工是指在一个平台向不特定的人群发布信息,比如网约车平台、外卖餐饮平台,双方在平台上达成一定的交易。有一些设计公司,也有可能在平台上发布任务,有承揽任务能力的人员来承揽任务,这也是一种众包用工方式。
现状
规避劳动关系,意外险额度较低
新京报: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众包骑手能够获得工伤赔偿吗?
杜海霞:从法律的角度上,工伤的赔偿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刚才我也说过,由于平台规避了这种劳动关系,很多判例是不支持这种主张。但我个人认为,从独立第三方来看,骑手都是有统一标识、统一着装,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骑手和公司或平台肯定是存在关系的,而且平台也因此受益,所以我觉得,从情理上、从平台的业务和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上来讲,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这种赔偿责任。
新京报:在一些事件当中,平台给出了较高数额的赔偿,能拿到这笔赔偿的原因是什么?
杜海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平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毕竟演变成了需要公关的事件,这也说明平台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不对众包骑手的权益进行保障,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平台和骑手的权益都会受损。
新京报:在众包的协议当中,骑手完全没有任何的意外伤害保障吗?
杜海霞:从协议看,一些平台基本上把自己定义为信息发布平台。但它可能会给骑手每天交付或者扣付一定的资金,用来买保险,只是此前赔付额度较低。
问题
被困“系统”里,博弈处弱势地位
新京报:最近关于外卖小哥的生存状况受到大众关注,他们被称为困在算法、困在系统里的人,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杜海霞:这涉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算法公平问题。他们之所以被困在系统里,因为算法精准计算了他们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平台又基于这个最优配送时间给予激励或者是奖惩机制,如果不能达到就会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骑手就要尽可能赶快送达,这样他们收入最高。
但是,骑手送达得越快,算法就会叠加计算,觉得这才是最优配送时间,久而久之,骑手就送得越来越快。事实上,所谓的最优配送时间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等电梯或者等红绿灯都会让外卖小哥错过最优配送时间。加之,平台的激励约束机制,外卖骑手就被困在系统里了。
新京报:相关的平台曾给消费者增加“你愿意多等外卖小哥10分钟”的选项,这种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的做法是否合理?
杜海霞:平台没有承担起它应有的责任。从根源上来讲,是平台规定了骑手的时间。不过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如果外卖送晚了几分钟,还是持宽容态度的。
新京报: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
杜海霞:因为从签订协议的情况看,平台和众包从业者的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们必须要同意平台的协议。很显然平台是处于博弈优势,求职的骑手、网约车司机处于劣势的地位。
保障
建议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
新京报:国家推动灵活就业,但是“灵活用工”如何减少“打零工”风险,如何完善这一类人的劳动权益保障?
杜海霞:我觉得可以把众包用工纳入工伤保险的赔付范围之内。工伤保险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可以把它独立出来,把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或者,也可以由商业的保险公司去探索研究一些险种,建立赔偿基金类似的支付制度。整体上建立一个由政府来主导,商业保险参与的多层次职业赔偿资金体系。
同时,要推动立法。传统的劳动关系是在传统的经济形势下确立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者越来越多,所以必须要把它纳入法律框架,有法可依之后,后面的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从骑手的方面讲,一个单独的个体去和平台博弈的时候,明显处于博弈劣势,灵活就业者建立行业协会组织其实很关键。
当然,灵活就业者建立协会组织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但这件事情只要推动起来,就可以帮助他们维护权益,甚至帮助他们监督平台。在协议的签订,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行业协会就可以代表他们去和平台进行谈判,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去维护他们的权益。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