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海归”返乡只为种好“一棵稻”

丁旦在公司文化墙前的留影。(视频截图)

丁旦展示市场上免洗大米产品和生产技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春园摄

丁旦(右)与合作社成员一起检查秧苗的病虫害情况。受访者供图

丁旦在调试农业飞防无人机。

丁旦在公司的谷仓谷堆前检验稻谷质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春园摄

丁旦在检修农机。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陈春园、顾天成)1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他要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90后“海归”返乡只为种好“一棵稻”》的报道。

初遇丁旦,想把他和“海归”对应起来,似乎并不容易。一米八的壮实个子,脸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镜,衣服上、裤腿上满是谷屑,活脱脱一个下地农民。不过,墨绿色工装里的贴身T恤上,赫然印着一排可爱的卡通向日葵图案,掩饰不住他“90后”的身份。

土气中透着洋气,洋气中散发朝气,记者试图走进这个年轻人的世界。

丁旦的母亲王秀萍,是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典范:13岁开始,在江西高安乡下走村串巷做裁缝,夏天卖冰棍,冬天卖水饺,开过载客三轮车,和男司机“抢生意”……她说,自己一辈子是苦过来的。

2007年,她和当“教书先生”的丈夫丁奋勇创办了粮油公司,进入粮食加工行业。经过10多年打拼,公司已成长为年产量4万吨、产值2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她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2015年9月,丁旦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消费者市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何去何从?一家人为此争论不休。

(小标题)听说“海归”儿子要回家种田,家中立刻“炸了锅”

“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本科毕业出国时,就没想过以后待在国外;选择专业,也是为了回公司接班。”异国虽好,终是他乡。丁旦天生有着一种浓重的乡土情结。

“百善孝为先。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我不回来,他们老了谁陪伴?”记忆中,从小学六年级起,他就开始帮妈妈外出送货。

“从小闻惯了泥土味,吃惯了百家饭。我觉得乡下和城里唯一的区别,就是送外卖、收快递不方便。”他调皮地说。

丁旦说,他选择回乡也源于倔强的个性,不服输。他常想:“我家的米品质这么牛,没理由卖不过别人!”

那天,他在电话里把“回家种田”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家人。果不出所料,家中立刻“炸了锅”。

王秀萍焦急地说:“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舅舅斥责道:“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

经过几番较量,家人的集体反对最终没拗过丁旦执着一念,大家只有各让一步。王秀萍提出了一个条件,丁旦必须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中选一个,求职待满两年,入职必须是现代企业。

“直接回乡接手企业,吃的是我的老本,接触的是上一辈的人际圈、旧观念。送他出国深造,逼他在大城市求职,就是为了不再吃没文化、见识浅的亏。”王秀萍说。

丁旦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毕业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那时,王秀萍只给了儿子一个月生活费。

在两年的“沪漂”日子里,丁旦一个人在现代都市里闯荡,亲历着现代观念的冲击与碰撞。他在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上班,每天接触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为大企业做产品市场定位和营销策划方案。2017年底,他结束“沪漂”生活,回到了家乡高安市石脑镇。

第一年,因为天气不好、经验不足,种粮没怎么挣钱;第二年,因公司发展步伐过快,大量流转土地,下半年又遭大旱;第三年,疫情、水灾、虫灾、低温凑一块儿,又亏了不少钱。

丁旦抬头看看天,说道:“老天爷不赏饭吃,可还得扛着。我就不信那么倒霉,今年再碰上坏天气。”语气中充满了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坚定。

被丁旦“鼓动”一起回乡的,还有南京农业大学种子专业毕业的初中同学高亮,江西机电学院设备专业毕业的表哥肖文,年轻的同乡胡鹏……他们建立荷悦优质稻专业合作社,组建农机团队,定下目标:“要让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丁旦说,农业靠天吃饭,投入大,风险大,收益低,农民社会地位不高,农村吸引力不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振兴,国家一定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一批有农业情怀、有干事能力的年轻人留下来扎根,农村才有希望。”

(小标题)“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丁旦回乡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卖米,而是种地。王秀萍说:“既然务农,就得从种地做起,不熟悉土地、粮食、农民,怎么在农村闯天下。”

加工厂以前做订单农业,收别人的粮食加工,王秀萍早就希望建立自己的种粮基地,保证优质粮源。儿子回来正好一举两得。

回乡后,丁旦和公司普通员工一样,拿着每月3000元的工资,开始在附近村镇四处转,流转农田和荒地。

2018年正月刚过,丁旦来到筠阳街道,召集七八户村民商谈流转土地。面对这个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毛头小伙,村民满脸不信任,一位村民劈头便问:“不会是拿了地去套政府补贴吧?”

丁旦以为带足订金,给足价格,土地流转不是难事。经这么一问,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大截。商谈不太顺利,磨了一晚上,只签下70多亩地,其中还有30多亩抛荒地。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渐渐地,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他脱掉皮鞋换上泥靴,脱下西装披上工装,把自己打扮成地道的种田人。见到村民,学会了嘴上抹蜜“老哥老嫂”“大伯大妈”叫个不停,敬烟递水频献殷勤。有一次,在汪家圩乡流转土地,为获得村民信任,他连夜赶出了田地规划方案,装订成册,送到村民手中,并邀请他们来公司考察参观。村民和乡干部开始熟悉这个年轻人,喜爱这个年轻人。

2018年以后,公司流转的土地从无到有,2000亩、6000亩、12000亩……经过几年发展,公司目前流转土地及订单农业的总面积已达5.9万亩,全部用于种粮,“明星企业”的光环上又有了一个新头衔——“种粮大户”。

拿地难,种粮更难,丁旦和高亮都是“门外汉”。2018年,瑞州街办东方红街道一块200多亩的荒田,由于对田块情况不了解,又不懂及时追肥、放水,正常亩产千斤的产量只收了600斤;当年,龙潭镇樟树桥村一块200多亩的地,因为种子品种、播种时间等环节失误,种出的稻子品相不好,只有全部当饲料处理……

“三分种,七分管。”丁旦开始向农校专家请教,向种粮大户学习,向种田能手咨询;开始注重科学种粮、绿色种粮,对土壤进行取样检测,测土配方,制定肥料配比,减少农药用量,安装杀虫灯,使用引诱剂,对病虫害提前预防,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稻子……

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2019年,石脑镇文家村一块300多亩的地里,亩产终于达到了1100多斤。验谷员看到金灿灿的稻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两个90后大学生种出来的。他赞叹说:“这是我今年验到最漂亮的稻子!”

“现在,选择留下的理由有很多,却再也找不到一个离开的理由。”丁旦感叹道。

一次,村干部不解地问他:“你和镇里书记是什么关系?他两次都在大会上要村干部支持你流转土地。”丁旦一愣,平时没怎么和书记打交道啊。后来才想明白,这是当地政府在背后默默支持年轻人回乡搞农业。这些“默默的关心”,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还有很多管田的农民,还有厂里的员工,还有当地的贫困户……“我离开了,他们就失业了。”对村民、对员工的承诺,也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离开农村,我在城里怕也找不到好工作了,这几年的履历全是务农。”说完,丁旦憨厚地笑了。

(小标题)科技种田,科学管田

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现代农业也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

21世纪的地谁来种、怎么种,这是丁旦深思的问题。

农村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一户,几亩薄田,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现代农业大幕徐徐开启,丁旦回乡时,中国农业已基本完成了“机器换牛”的跨越,正在步入“机器换人”时代。

丁旦想,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2018年在公司领过工钱的务工村民有五六千人,平均每人每天80元;2019年,领钱的人数明显减少,工钱涨到100元;2020年,50岁以下的务工者已基本看不到了,基地里抛秧、施肥、喷药等环节,均以五六十岁女性为主,许多人还要公司派车到村里接送;2021年,人会更少,工钱会更贵,派车接送是“铁板钉钉”的事。

“不依靠机械化,手头没有一批农机‘大家伙’,光人工成本就能把公司压垮。未来种地必是农机的天下。”丁旦坚定地说。

他招收了9名“90后”组建了自己的农机团队,先后购入5台旋耕机、7台插秧机、6台收割机、3台无人植保机,探索全程机械化种粮。

“秧好一半禾。”当不少种粮户还在沿袭传统的抛秧、播种时,丁旦已密切关注育秧工厂、机插等高效种植方式。2019年,他顶住成本压力,在基地内建起玻璃大棚1000平方米,联栋温室大棚2300平方米,引进一条全自动化播种流水线,运用先进的育秧栽培模式,进行统一催芽、育秧、播种、机插。

育秧和机插的效益是明显的:第一年机插成本是160元,第二年下降到130元,2020年下降到100元。

丁旦还认为,现代农业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向管理要效益,向品质要效益。近两年,丁旦在石脑镇培育富硒有机稻基地,通过潜心研究药物配比,该基地的富硒含量每公斤达400微克。他还建立稻蔬轮作基地,将水稻与豆角、大头菜等轮季耕作,不仅让每亩增收3000-5000元,更重要的是改善土壤有机物含量,提升水稻品质。

“希望国家继续加大育秧、机插、农机等环节的补贴力度,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有当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服务价格低廉,种田不辛苦又有钱赚时,农业才有吸引力。”

21世纪的地谁来管、怎么管,这是丁旦深思的另一个问题。

丁旦发现,当前大规模流转土地、聘请农民管理的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缺点——农民积极性难以调动。经过几年实践、磨合,丁旦在当地首创了粮食企业产供销一体的种田组织管理模式,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名字——“田管家”。

“田管家”是一种分级管理模式,土地流转以后,合作社分区域委派“总管家”,“总管家”再在区域内根据情况选拔村、组“小管家”。“我们聘请的这些田管家,不但有保底薪资,年终还有分红,分成模式让农户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2018年,丁旦初次试水“田管家”模式,公司给“田管家”每月发工资,秋粮利润“总管家”与公司各占一半,“小管家”视其负责的基地效益适当奖励。第一年,丁旦发现“田管家”的积极性还是不能充分调动。

2019年,丁旦把所有“田管家”都纳入五五利润分成;2020年,利润分成变成六四,“田管家”得六成,公司得四成,有些田块公司利润甚至降得更低,“田管家”的积极性渐渐调动起来。

石脑镇文家村50多岁的“田管家”朱细英替公司管理500亩地,五五利润分成时,每次田里有纠纷,她总是打电话让丁旦赶到现场。随着利润分成提高,像“农药漂移到插花田”“农机压坏村民菜地”等小纠纷,朱细英都主动想办法解决。2020年收割季节,她还主动联系四台收割机,把田里的稻子全部收完,没让丁旦操一点心。当年,她在田里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尽管收成不如往年,光分红仍能拿到4万多块钱。

“田管家”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利。丁旦说:“种粮收益本来就低,公司与民争利,挫伤‘田管家’积极性,种不出高质量原粮,最终损害的是公司利益。”

不靠种粮赚钱,把利润主要放在粮食加工和销售环节,有效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有了“田管家”全身心投入,丁旦有更多的时间从田里“抽身”,来谋划公司粮食加工、销售的方向。

(小标题)“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别人嫌早稻收益低不愿意种,丁旦一种就是6000多亩。“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在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旭眼里,丁旦是一个情商高的小伙子。“对村民、对员工很温和,对农村很有感情,年轻人这样很难得。”黄旭不住地夸赞道。

石脑镇丁家村党支部书记杨毛生的手机里,存了不少丁旦的工作照,有田里的、有厂里的、有村里的……他打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看,满身泥土,大热天在田里查病虫害呢。丁旦上进,有孝心,一家人对村民好得很。”

10多年来,王秀萍是村民眼里的“好人”,丁家村的“好媳妇”。平日里,组织爱心商会、企业、志愿者走访慰问贫困单亲母亲、孤残留守儿童、贫困孤寡老人,参与村里修桥修路、文体活动,她都是领头雁。

丁旦接过了王秀萍的“爱心接力棒”。从2018年到2020年,他带领合作社,为石脑镇374户贫困户提供小额金融入股业务,全镇贫困户每年户均获得1000多元分红;托管农户土地近1500亩,降低产业化联合体内成员生产资料成本20%,托管土地平均每亩节省成本90元;提供超过600个田间工作岗位;农忙时,他派出机器帮助劳动能力薄弱的贫困户插秧、收割;农闲时,他邀请专家开设培训班,对贫困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不仅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还提升了贫困户个人综合能力。

“在基地做事一天能赚100块,又能就近照顾儿子。”正在基地采摘辣椒苗的贫困户谢金生感激地说。50多岁的谢金生腿脚残疾,儿子患有白血病,丁旦一家一直帮扶了他10多年。3年前,谢金生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儿子的病也好了,2019年还考上了大学。

与种一季中稻相比,种早晚两季稻收益相差不大,却增加了许多人工和管理成本,农民种早稻积极性不高。有一年早稻播种季节,高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丁旦,为难地说:“村里还有400多亩地荒着,村民不愿种,咋办?”

丁旦当场表态说:“我来种,保证5月份地里有禾苗长出来。收完稻子,我再把地还给村民种晚稻。”

2020年,丁旦响应国家扩种早稻保产量的号召,种了6000多亩早稻,在当地种粮户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当年,高安市早稻扩种面积达69.9万亩。丁旦说:“我种的不是自家粮,是爱国粮!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年纪轻轻,你的选择与同龄人如此不同,为什么?”记者不解地问道。

他拿起笔写下四个字:百年企业。

丁旦回乡后,把他的专业、经历、见识,全部倾注到了这棵“稻子”上。他和团队把公司目标定位为一句宣传语——“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一粒米,大如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