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烛光，绿色松树，雪橇麋鹿，这似乎是我们印象中圣诞节的全部。
1946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似乎也即将在这种气氛中度过——《申报》上的麦乳精广告，也换成了圣诞老人特制款。
1946年12月25日的《申报》，一派节日气象。
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天夜里七点，当百乐门华灯初上，上海滩各大圣诞通宵舞会刚刚开场的时候，上海上空传来巨响，而后便是火光冲天。当人们来到现场时，都被眼前的一刻惊呆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的推送，我们来回顾一下74年前的那个黑色圣诞节。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中国航空公司第 140 号客机的机长格林伍德（J. M. Greenwood）是在12月25日中午的汉口机场。休息室里，他见到了两位中国航空公司的同仁，除了147号客机机长，还有他更为熟悉的115号客机机长泼瑞思（R. B. Preus），后者驾驶着115号客机由重庆出发。飞行员们的心情都很好，有人听到他们说：“让我们上海见吧！”
140号客机的目的地有两个，先飞南京，而后上海。
115号客机则直飞上海。
然而，140号客机的一位乘客偶然间听到了消息，飞行员们收到了上海方面发来南京和上海可能发生天气恶劣而不宜飞行的电报。他略微有些不安，但看着飞机师们的踌躇满志，稍稍心安。泼瑞思有2643.25 小时的飞行经验，而格林伍德的飞行时间更长，4116.45 小时，他们对于恶劣天气有足够的判断力。
但这位乘客低估了圣诞节对于两位美国机长的意义，他们太想要在12月25日夜里赶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
想要在圣诞节回家的人很多。115号飞机上的京剧演员张春华十分想念正在上海的女友。在汉口，他和李少春搭班演出于汉口大舞台，12月16日期满。李少春坐船回上海，张春华因部分包银没有兑付而延后。大家劝他直接前往天津演出，他因女朋友之故，决定坐飞机先回上海，过个年再往天津。
140号机上，国画家卢荫寰询问丈夫——著名二胡演奏家和大提琴演奏家俞鹏，新年之后，他是否将准备再作新曲。这对艺术伉俪之前一直在成都生活，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到上海。卢荫寰是徐悲鸿的女弟子，曾经为徐悲鸿重新找到了失窃的《八十七神仙卷》。三年前，她在成都开画展，徐悲鸿赠之《柳荫立马》，柳材高挂，骏马其荫，是对学生的最高勉励。
匡时2010年春拍上，出现了徐悲鸿送给卢荫寰的这幅《柳荫立马》
当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飞机的。
世界书局1931年12月出版的《民国二十一年民众万宝全书》中刊登了当时部分国内航线的价目表，上海飞南京的单程机票48元，同一年南京至上海北站特快车往返的头等车厢不过17.80元——这一年的上海粳米价格是17.02元100斤。到了1945年，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万法币（国币），而1946年上海至兰州的单程机票为30万法币——是这位教授大半年的工资。
当然，140号飞机上的乘客，并非所有都非富即贵。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的海南文昌人李芳经因为家贫，一直凑不到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学费。短缺的200万元，最终由同乡沈裕民代向正在南京开会的国民大会华侨代表冯尔和商借。李芳经听了这一消息，十分感恩，决定前往南京，当面感谢这位恩人。
喜气洋洋的还有36岁的安徽人王硕动，他本来在重庆远洋贸易公司担任航运部主任，因为爱人在上海，一直希望能来上海工作。这一次，终于如愿。他坐在机舱里，再三拿出自己的金链表，在鸡心表盖里，藏着爱人的照片。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看到多年未见的爱人了，王硕动颇为激动。
他怎么也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装着爱人照片的金链表却成为他唯一的身份证明。
当时坐飞机的人们
下午4时38分，140号客机飞抵南京，机长请示降落，然而此时的南京机场天气已经十分恶劣。这似乎是突然而来的变化，因为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南京机场曾经成功降落过一架飞机，那是中央航空公司的第48号沪渝客机，他们在南京接上了搭乘的三名乘客，然后继续南下，飞往上海。
140客机随后请示上海方面，得到答复称，天气不好，如果到达的时候已经天黑，天气状况不宜降落。
格林伍德机长陷入了两难境地：此时飞往上海，到达时间必然已经入夜；飞回汉口，汉口机场缺乏夜航设备。最终，他决定不在南京降落，直接飞往上海。
答复格林伍德机长的那位工作人员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就在140号客机询问是否能飞往上海的时候，48号客机已经飞临上海上空，而此时的上海飘起了细雨，浓雾密布，48号客机收到了上海地面指挥员命令其飞回南京的指令，因当时南京天气同样恶劣而作罢。就在140号机决定不在南京降落直接前往上海的时候，上海各个机场已经全部关闭，之后又因各机到来而重新开启。
当时上海有两个机场，一为龙华机场，二为江湾机场，江湾机场的夜航设备较好，所以一开始140号机的飞行目的地便是江湾机场。48号机在企图降落龙华半小时无果之后，也前往江湾机场降落。
48号机始终和塔台保持正常联系，直到5时58分，无线电另一端忽然静默了，再怎么呼叫也无应答。晚七时，美军宪兵队在逸仙路以东、军工路以西，距江湾机场北端约 200 余米的张华浜张家宅，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正是48号机。
48号机被发现坠毁的同时，140号机在江湾机场忽然遭遇了无线电通讯仪器失灵的情况。后来虽然联系上，却因为电力太弱，飞机无法与盲降设备联系。格林伍德机长作出决定，改飞龙华机场。
五十分钟之后，7时50分，他向塔台汇报，燃油已经耗尽，他决定紧急迫降——这是塔台收到的最后一次来自140号机的报告。而后，一道尖锐刺耳的巨响划破夜空，两支发动机螺旋桨停止转动，机头下坠，飞机坠毁于距离机场主跑道仅仅十余米的地方。
140号机的厄运，115号机机长泼瑞思也许已经知晓，却无暇顾及。因为此时，他已经驾驶着飞机在江湾机场上空盘旋了大约两个半小时。直到晚上9时许，上海上空的迷雾稍淡，泼瑞思按照地面指挥的要求，转飞龙华机场。经过几次试降之后，班机已经基本具备了正常降落的条件，特别是最后一次尝试，几乎接近成功，仅须再绕一周，改变方向，即可安全着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机场方面失去了115号飞机的信号。
正开车前往龙华机场准备采访140号飞机坠毁情况的《申报》记者，在机场大门口抬头看见了一架飞机——那正是自南向北飞过的115号航班，记者看了一眼手表：9时10分。
这是115号飞机在空中的最后姿态，20分钟之后，它坠毁于距龙华机场西南1.6公里的沪闵公路3号桥附近黄家渡河塔庙旁的河浜中。
赶往现场采访的记者，对于现场已经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除了四个字。
惨绝人寰。
最先坠毁的48号机只留下了机尾，斜插瓦砾之中。坠毁地点在村民张新业家，张新业的妻子被当场压死，三人重伤。而48号客机则无人生还，村民次日清晨在稻田里发现了一具肝肺和一只断足。
图片来源，张犇，民国上海空难简史: 以1945-1949年为重点的考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140号机的机头和飞机前身全部粉碎，因为之前已有迫降准备，机场有大量救护车、消防车和医护人员，所以飞机坠毁后，地面人员很快把火势扑灭。飞机中大部分乘客都是落地后遭重击身亡，《大公报》的报道称：
遭难尸体多数面部血肉模糊，兼泥浆斑驳，令人不忍卒睹。有一尸体夹在毁余之半段银色机身下，其余则近离咫尺，远则抛至数丈之外。详审各尸体衣着，有黄军服裤，高帮皮鞋，皮袍、马裤呢大衣。有数人手腕上表饰依然。
赶来救援的救护车因为过于慌乱，在机场门口再次侧翻，不得不调换另一辆。机上共载有30人，其中乘客27名。当场遇难23人，重伤7人，其中一位正是卢荫寰——不幸的是，三天之后的凌晨两点，她因伤势过重去世，和她的丈夫俞鹏在九泉相遇。
115号客机坠毁在沪闵公路第三号桥附近河塔庙右侧小河浜中，右翼被折断，尾部分裂。三机之中，115号客机相对最为完整，但42名乘客（含三名机组人员）中的34人当场遇难（报务员王孝德伤势严重次晚去世）。《申报》记者赶到现场时，已是次日清晨，河塔庙旁边溪畔摆放着29具尸体，绝大多数都没有显著伤痕——大约是坠入河中溺亡，附近村民说，当时救上来三人，尚有呼吸，但因为是半夜，无法施救，不久三人都去世了。
115号机坠落现场，图片来源：张犇，民国上海空难简史: 以1945-1949年为重点的考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奇迹也来自伤亡最为惨重的115号客机——一位4岁的小朋友王弟弟在坠机时被抛到柴禾垛上，毫发无损。但他的父亲王根发、母亲唐奕璋和妹妹全都遇难，他成了孤儿。最终，他从未谋面的姨妈唐奕君赶来中山医院，这是他在上海唯一的亲人。
《申报》上刊登的王弟弟照片
23岁的张春华同样是劫后余生的幸运者。12月26日，《申报》记者到医院采访时，见到张春华和他的女友正在说笑，这位武丑在大难不死之后仍旧保持着难得的幽默。
很多年之后，张春华回忆，自己当时坐在靠近机尾位置，乘务员走过来要求张春华系安全带，张春华正在昏睡，甫被叫醒，有些恼火，硬是不肯系上安全带——这一本来应当遭到批评的举动鬼使神差地救了他的命。在飞机坠毁时，他被抛在机尾舱面上，右耳剐伤，左脚踝骨断裂——很多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多亏了好搭档张云溪在汉口撺掇他买了一双高筒厚皮靴，不然自己的腿就不好说了。
《三岔口》，张云溪饰演任堂惠，张春华饰演刘利华。
140号客机中的幸存者闵婉贞成为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这虽然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却是她因旅行出行的第三次遇险——前两次都是坐船。《大公报》一篇名为“机毁余生录”的文章中，闵女士感慨：
当日飞机在上海上空盘旋不能降落时，太空玄玄，有人殊感忐忑不安。但本人饱噬行旅灾难，便觉死生有命，也不以为意，之后，即昏沉睡去。哪里料得我生来本不配旅行，竟又第三次出事了。
在一位摔碎了脑壳的死者身上，人们找到了那根金链表，并以此认出了死者是王硕动。115号客机坠落地还发现了一封没有送出的情书，上面写着：“行期老是不能决定，真令人心焦。你的xx”。可惜，写情书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令他眷恋的人世间。
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中，只有115号飞机的机长在被送到中山医院后救活。140号飞机机长格林伍德本来打算在这个新年和妻子儿女团聚，其夫人携带一对子女于 11 月 15 日从休斯顿乘船到上海，本当在五日后到达，迎接她的却是丈夫去世的消息。
遗容最凄惨的机组人员是140号飞机的副驾驶员刘林森，这位年方27岁的江苏金坛人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刚刚订婚两月。“中航”的工作人员称，此次飞行本未轮到刘林森的班次，他因为要去会见在重庆的未婚妻，执意改换班次，谁知遭遇了这样的大难，连头颅都破碎不堪。
三机在一夜先后坠落，这在中国民航史，甚至是世界民航史上都是巨大惨案。
原因究竟为何？
天气因素被确定为最主要的原因：当天上海和南京都重雾迷漫，根据：
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气象站是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五时天气预测及上海江湾美军气象站是日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天气预测，均谓能见度在一英里之下，上海中美联合气象台及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之天气预测，亦均谓是日上海天气阴暗有霾雾，使天气始终在飞行最低气象标准边缘。
照理说，航空公司应当命令各线班机一律停飞。但国民参政委员会的调查认为，飞机起飞当天，京沪两地的天气确实不好，但并不影响起飞，然而飞行途中天气忽然转向恶劣，驾驶员陷入两难境地。
其次是设备问题。
出事客机的机型是C—46与C—47型，原本都是运输机，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而制造的。航空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经过简单改装就成了客机。当时的民航司司长、戴季陶儿子戴安国表示今后停止进口此种机型的飞机。另外，龙华机场是失事三机所在两公司的主要机场，为什么不配备盲降设备？为什么无线电会忽然失灵？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飞行设备的检查上是否存在问题？
而飞行员急于飞回上海，则成了幸存者和遇难家属们探究的问题。张春华回忆，泼瑞思在被救活之后，曾经到他的病房来向他致歉。最终报告中，民用航空局认为飞机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不应承担责任。
更令家属们气愤的是，许多遇难者随身携带的行李也不翼而飞。115号机乘客李芳经曾携带大量的钞票，但他的老乡沈裕民在赶到上海之后却发现巨款已经失踪。
140号机的遇难者王玉贤是来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沈阳代表赵诚如的夫人。她是在重庆接了次子赵继兴后乘机赴南京探望丈夫的。赵继兴经抢救之后苏醒，他回忆母亲当天穿着貂皮大衣，并且戴有珍贵饰品，随身还携带金条。然而这些事后都没有找到，最终在万国殡仪馆负责人处仅仅拿到了一个金戒指。
遇难者的赔付款项是100万元国币，而机组工作人员则为1万美金，当时官方公布的美元和法币之间的比率为 1:3350，同样一条人命，差了三十多倍。而100万元国币，在当时不过是20袋面粉的价格。
中国航空公司全体机师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要求改善机场及飞机设备，提出28点建议。上海地方法院检查处出动人马，追究肇事责任，确认两航空公司应负“过失使人致死”罪，但1947年1月1日，就在惨案发生后第6天，国民党政府颁布“特赦令”，“三机失事责任者所犯‘过失罪’亦在大赦范围内”，就这样，惨案不了了之，81条人命，所付出的代价不过如此。
而对于张春华来说，他永远忘不了的是住院后第二天，李世芳受梅兰芳夫妇的委托前来看望他。李世芳告诉张春华，自己上个月本来就买好一张机票准备回家，恰逢梅兰芳在上海唱戏，为观摩先生的戏，就把那张机票给了别人。最近听说夫人宝琏在北平为他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打算过几天再去弄一张机票飞回北平。张春华一听说飞机，连忙摆手，劝说李世芳不要乘坐，改乘火车。李世芳当场听了张春华的劝告，结果，正巧杨宝森夫人临时有事推迟了去北京的时间，买好的飞机票没人去，就让给了李世芳。
1947年1月5日，上海龙华机场。李世芳登上“霸王号”班机，到青岛上空时，和几天前的圣诞之夜一样，飞机再次遇到了浓雾，驾驶员辨不出方向在崂山附近撞上山头，机上51人都被烧得几乎成为焦炭，简直无法辨认。最终，人们在一具尸体下发现一块李世芳登机时所穿的蓝缎面羊皮袄的衣角和夫人宝琏给他亲手织的带花毛衣的残块，这才确认，这具残骸便是26岁的李世芳。
出事的那架飞机，仍旧和圣诞之夜的一样，是 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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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瘦鸿，李世芳之死，上海戏剧198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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