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作家徐剑：青烟袅袅里的《金青稞》

在贡觉县阿旺乡路遇建档立卡户牧人丹增（左三），

作家停下在路边采访

记者：您怎样看待此次参与“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意义？

徐剑：这是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推出的重大报告文学工程。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古国，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家对于乡村题材的书写，许多仍然赓续着旧日的情怀和理念，寻找乡愁与诗意，揭露愚昧无知、贫穷落后。这个文学的坐标和叙事系数不断被重复，好像中国的乡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因此，我觉得写好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应该有国际和历史的视野，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做了中国5000年来很多人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气魄与雄心，动员各方力量，展开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行动。

记者：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创作所选择的对象，以及为此次采访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徐剑：当时我有许多选择，可以写内地，亦可以写边疆，比如我的老家云南，或者大西北，甚至去我最想写的西海固，但我最终选了西藏。青藏高原或者说西藏，最吸引我的是它那无法逾越的高度，地理的、精神的标高，对于一个文学探索者而言，西藏环境恶劣，地域艰苦，民俗宗教风情多样复杂，对文学叙事来说意味着一片片精神高原、一座座高峰。再就是我对西藏历史文化风情地域的熟悉。35年间，我20次入藏，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又写了7部关于西藏的作品。我去写西藏扶贫，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本来去年10月就该入藏，但是当时要写《天晓1921》，再则当时西藏进入冬季，已经下雪了，无法在高海拔之地采访。于是，想过了春节再进去，结果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所以我是这25部作品的作者里最晚进行采访的一个，纵使这样，我给自己设计的采访路线又笨又远。从藏东昌都入，沿317国道，入藏北、走大北线，再从无人区挺进阿里，然后入后藏重地日喀则，最后到拉萨、山南、林芝，走完西藏最后一批19个精准脱帽县，等于环西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弧。这意味着我要走过农区、牧区、无人区，走过无边的旷野与村庄，我必须从繁华走进荒凉，从都市走向偏僻。一路向西，海拔不断升高，许多地方都在5000米之上，很多时候我都置身于生命的禁区。

你问我为这本书准备了多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5年。我从1985年就开始在准备这本书，用一生的准备来书写这个重大题材。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一个汉地作家的眼光来看西藏的精准扶贫。这场精准扶贫行动，这场西藏扶贫的书写，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记者：采访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徐剑：这一次赴西藏采访，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天都遇到独特的、传奇的、鲜活的和感动人的故事，大风般地扑来。这些老百姓的故事，处处氤氲和弥漫着牛粪的青烟。在西藏海拔最高的地方行走，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政府做了一件非常艰难却又功德无量的事情，把高海拔之地的人和家禽，全部迁往雅江流域，四个高海拔县乡，四万人从无人区边缘大搬迁，牧人出乡关、别牧场，令人非常震撼。我在那曲和阿里住了好几天，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采访，从申扎县到双湖县，走一天就是400多公里。在海拔高的地方，最忌讳多说话，可是每次采访都要不断启发采访对象讲故事，绕许多弯，说很多话，才能挖到故事和细节。因此，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摸黑抵达住处，都是筋疲力尽，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吃晚饭成了最大累赘，毫无食欲，只想吃一个苹果，那时啃一口苹果，吸一口氧气，会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作者采访察雅寺喇嘛洛加老师

记者：此次采访您的预想和路线是怎样的？

徐剑：因为对西藏太熟悉了，我这次采访的预想和设计，就是走完西藏最后一批19个退出贫困的县。5月25日从北京飞往成都，进藏，第一个落点是在横断山上的邦达机场，海拔43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因为下雪和结冰，连着六天航班未曾落下，最后航班取消。我当机立断，改飞玉树，第二天行车10个小时，翻越好几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雪山，抵达贡觉。这趟行走可以说完全按我的设计路线走，走过39族部落、巡弋于上象雄、中象雄和下象雄旧址、城堡和藏北羌塘无人区，行至极边之地，把西藏的人文历史翻了个底朝天。我希望从更新更高的历史、文学和文明层面来思考诠释这场堪比人类奇迹的脱贫攻坚行动。

记者：您此前也曾多次进藏，创作过相关题材的报告文学《东方哈达》《经幡》等，这次进藏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徐剑：这是我第21次进藏，也是走得最远的一次，共51天，我想翻越的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海拔，还有寻找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海拔，甚至思考人类精神海拔的问题。这部《金青稞》从精准扶贫的视角，直面旷野无边的牧场与青稞地上的苍生，书写雪域叙事背景下的新人新事，始终浮冉藏居帐篷的牛粪和羊粪的青烟。

我为西藏写了7部作品：《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灵山》《雪域飞虹》《玛吉阿米》《坛城》《经幡》，这是第8部。面对神山圣湖，一个哲学问题始终萦绕采访和写作的全程——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往生寂灭，轮回复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直影随着文学叙事的始末。这次的采访写作，还遇上一个小故事，那天到老巴青宗旧址巴青乡采访39族霍尔王后代多确旺旦，因为在帐篷里牛粪烧得太热，后背出了汗，长了痱子，晚上回到宾馆太晚，淋浴的水不热，冲了澡后钻进被子有点发抖，从第二天便开始干咳。到了聂荣县和那曲市咳嗽加剧，咳声不绝，吃了抗生素也不见好转，有点后怕。后边的行程，海拔更高、更苦。可是，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尼玛县和双湖县下榻，住了几天，无碍，未见高原反应，我的心一下落地了，什么恐怖感都风吹云散。藏地50余天，咳声不绝，可是飞机一落地昆明，竟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