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老城区这一传奇街巷，考古迎重大发现

高都司巷，在济南是一条大名鼎鼎而且颇具传奇色彩的老街。近日，随着“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工程”相关考古工作的展开，这条老街又给济南带来了新惊喜。

高都司巷北起将军庙街西口，南至泉城路，东临鞭指巷，西靠太平寺街。长250米，宽3.5米。高都司巷的街名由来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因为这里曾有一高姓的都司在此居住而得名。

据考证，这个街名始自明代，1966年曾改名启明街，1980年恢复原名。《历城县志·建置考》（清康熙六十一年增刻本）载：“高都司巷：太平寺街东”。街的两侧是具有北方特色的青砖小瓦建筑，有些住宅建筑为“院套街，街连院”格局。1861年至1869年，在高都司巷建“天主堂”，教堂建筑采用全封闭式，连钟楼围墙都以石块砌成。从远处看去，似一座古城堡。很多原来住在周围的老住户，就称这一带为“洋楼街”。

清道光年间，济南银钱业在这里设“福德会馆”“三合恒”“庆嘉昌”“协聚泰”“大德通”“大德 恒”等银号。1906年，“德礼和洋行”在高都司巷设“礼和洋行济南分行”，这是外商在济南设立的第一所洋行。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公励公学堂在高都司巷开办。1914年，与私立山左公学、济南官立中学堂合并，名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就是现在济南一中的前身。高都司巷10-26号的汇源里黄家大院，主人黄汇川主营估衣生意，当时人称“黄八万”，其富足可见一斑，他创立的吉泰号估衣铺是济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商号之一，经营范围曾经到达北京及青岛等城市。该院中分主道支道，共包括6个大院落，近300间房屋，是一个具有近代风格的里弄，不同于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在36号曾经住过的裕华文具店老板，一度将分店开到上海和新加坡；另外，高都司巷的9号院也曾住过一袁姓官商，称为袁家大院；33号院的张家公馆也很具代表性。

1982年，高都司巷的石板路面被改为沥青路面。该巷与芙蓉街、鞭指巷等共同形成古街组合，是山东省政府西侧惟一成片的古建筑群。虽历经数百年社会动荡、风雨侵蚀，许多古民居已翻修或翻建，但从整体上保留了老济南的基本面貌与特征。

2002年，高都司巷拆迁。当年10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高都司巷进行挽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古井、古道、陶罐、瓷器、瓦当、酒坛等文物，从战国时期到清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证明先民们从战国时期就已在这一带生活。因此当时，高都司巷出土的文物可以称为“整个一部济南编年史”。

为了配合“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工程”的开展，寻找与泉水相关的遗迹及其他古遗址，受历下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心聘请，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于2019年11月至今年4月对高都司巷小学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原为高都司巷小学教学楼南侧院内，发掘面积200平方米。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考古发掘难度不小：一方面，由于发掘区域面积较小，周围紧邻居民楼，而且还邻近趵突泉、五龙潭、护城河，地下水水位较高，工程中降水难度很大；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发掘遗迹保留与否，所以本次工作只能发掘到地下水水位深度。

“但是收获非常大”，考古人员说，历时半年的考古发掘，在现场清理出了四层文化堆积，其中最深的一层约1.4米，含石灰粒、炭渣、草木灰，里面夹杂着少量青花、酱釉、青釉、白釉等类瓷片和灰陶片等。根据这些瓷片的特征推测，应为清代早期地层。其上分别为清代晚期、“民国” 时期和现代垫土层。一共发现了20处文化遗迹，多为建筑基址及附属设施，其中房址有9座、排水沟1条、道路2条、灰坑4个、墙体4条。“时代大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个别遗迹最早可能到明代。根据地层关系、出土器物和墙体建筑特征，遗迹时代大体可分为清末民初、清代晚期、明代晚期三个时期。”

考古人员还向记者进行了分类详细说明。其中，清末民初遗迹有11处，主要是三座房址及其附属灰坑、道路、排水沟等，有两处房址保存较好，并具有一定特点。

编号为房址F1的遗址，位于发掘区中东部，残存地基和最下部墙体，整体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长10.3米、宽4.4米，面积45.32平方米。中东部一隔墙将整体分为东西两大间。墙体用青石块砌筑，三合灰浆灌注粘合，加工规整。室内地面仅可辨少量三合土残痕。西大间的东南角外侧设一南北向三合土路面。在其东、南外侧均残存有三合土层，推测可能为室外院落的地面，这间房屋遗址应为堂屋，北墙东端外侧的三块规整大石块，推测是进入院落的门道遗存。

从现存墙体砌筑痕迹初步分析， 这座房屋经过多次重建，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西侧一大间，此时北墙向东延伸出院墙，在大石块处建有门楼；二期为东侧增筑的小间，在院墙内侧另筑小间的北墙，门楼可能保持原状；三期为大小间、门楼整体重修，在原来墙基之上统一修筑四周墙体。

编号F2的遗址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向北延伸至探方外，残存室内地面之下的墙基。发掘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分南北两间。南侧房间内在三合土地面上设置三个灰坑，布局规整，应与三合土面同时修建。中部一个近椭圆形，填满炭渣，其西侧坑壁似有高温烤过迹象，十分坚硬。东西两个灰坑分列两侧，呈长方形。西侧一个四周用侧立砖砌筑，填满大量炭渣，夹杂少量未烧尽煤炭。东侧一个从少量残砖和齐整坑壁分析，原亦砌有砖壁，其北端东外侧的三合土面向东渐低，与排水沟的西端进水口相连。

编号G1的排水沟位于发掘区北部、F1北侧，平面整体呈“人”字形，通长13.7米，宽和深都在半米左右。南、北两条应为支线，汇集到东端的主线上。南侧支线基本完整，西端始自F2房址东墙上的石砌进水口。这条排水沟整体为砖石混筑，白灰粘合。建造时先挖沟槽，底部铺砖，然后再砌两侧沟墙，最后在顶部铺盖一层青砖或石板。

“综合上面这三处遗址的位置、布局方式、形制特征、填土等方面因素，初步分析F2遗址可能是一处厨房、烧水房或某类用水量较大的作坊场所。其中中部坑上方架设有炉灶，西侧坑存放着炭渣，东侧坑放置存废水的木头或铁质的水箱，排水沟的南侧支线往外排废水。”考古人员解释着这几处遗址的功能。

考古人员介绍，这次发现的清代晚期遗迹8处，主要为房址，另外有两条单独的墙基。房址保存得都很差，多数仅存两面墙体或墙基。其中 有两座保存稍好，编号F4的房址残存三面墙基， 编号F5房址残存少量室内地面，墙基都是用大小不一的不规则青石块砌筑而成，加工得比较规整。在F5房址室内的南半部还发现了残存铺地砖，东西向错缝平铺。

明代晚期的遗迹仅发现编号为H4的一处灰坑遗迹，位于探方西北角。开口距地表深约1.4米。平面近正方形，加工较为规整，四壁用青砖块夹零星石块错缝平砌，坑底用青砖平铺。根据其砌筑方式及出土瓷片和地层关系，初步推测为明代晚期的简易蓄水池或泉池。

“这次主要的还是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出土的遗迹和文物比较多，比较重要。几个时期遗址发掘出土器物总体来说较少，以瓷片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灰、红陶片等。在瓷片中，青花和酱釉瓷片数量最多，白釉、青釉、绿釉、白底黑花等瓷片数量较少。可惜的是，这些瓷片都比较零碎，能修复成器物的较少，但从瓷片的形状上分析，大致有瓷碗、瓷盘、瓷杯、器盖等。”考古人员表示， 这次虽然发现的文物不多，但通过出土的瓷片等文物可以分析，这个地区在明代以来，应该一直是比较繁华的聚居区，这和历史志书的记载基本吻合。

记者还就此次发掘专门采访了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他对这个区域的考古发掘非常重视。

他告诉记者：“这个地方位于济南古城区的核心区域，位于古城区西城墙内，邻近西门，新发现的数量较多的房址表明，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居住区，其中铺砌卵石和花砖的道路看似普通，其实很不一般，可以表明这里曾经居住过有一定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的人，或者存在过花园一类的景观场所。发现的房址F2及其附属排水沟布局合理、设计巧妙。这些对了解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济南古城区内民居房址的建造方式、功能结构及其用水、排水方式有重要意义。发现的疑似简易蓄水池（或泉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居民对于地下水的应用方式，也对我们研究明清时期济南的地下水状况，或者这个区域也存在过泉水这一课题提供了最好的最直接的历史遗物和信息。虽然此次发现的文化堆积时代较晚，但是仍具有较大意义。”

有关专家表示，高都司巷这个片区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曾经是典型的商贾官宦生活住宅区，到了清末民初汇聚了不少大民族资本家和金融业、化工业、毛巾业经营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后人也多居住在这里，迁移变化的不多。尤其是清道光年间，济南银钱业在此设立了福德会馆，就在该巷19号。所以这里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济南金融业发展情况的缩影，同时也增加了这个区域的信息交流与经济贸易。从这一片区的建筑和将军庙街的连接等，可以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

李铭表示，上次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是2002年10月，当时是老城区内第一次最大面积、最正式的考古发掘，发现一批上自战国、下至明清时期的文物，其中完整的或可复原的达上百件。发现水井40余口，证明济南老城区内自战国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大量精美的瓷片涵盖了国内的大部分窑口，不仅为民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济南地区的贸易交流史也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