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五个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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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前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打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对手是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既考验了新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更是考验了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先后作出的五个重要决策—定下出兵决心、部署第一次战役、实施第三次战役、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实行边打边谈—构成了这场战争的基本脉络,保证了我方的战略主动地位,体现了指挥这场战争的意志力和决断力。
定下出兵决心
1950年9月15日,美军第10军在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的仁川登陆,与固守釜山的韩国军队和美军第8集团军相配合,对已渡过洛东江的朝鲜人民军第1、第2方面军形成夹击之势,战局急转直下。美军和韩军于25日恢复汉城,29日压到三八线,30日后开始陆续越过三八线,剑锋直指中朝边境。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已组织不起有效防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29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发出求援信,请求苏联给予“直接军事援助”。斯大林10月1日凌晨收到信后,于当日致电苏联驻中国大使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中国“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同时,斯大林发文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可夫和军事总顾问马特维耶夫向金日成、朴宪永转述意见,表示关于“直接军事援助”一事,要“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夜里,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军武,正式请求中国出兵援朝。3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抵达北京,向毛泽东面呈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函。
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后,中共领导层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认为这场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朝鲜人民军速战速决,统一半岛全境,结束战争。这是最理想结果,对朝鲜最有利,美国想干涉也很难出手。再一种是美国迅速大规模投入兵力,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如果美国进一步增兵,战局将发生逆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可能不保,而且美国还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中国都必须有所准备。7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国防问题会议,1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以第13兵团所属的第38、第39、第40军,以及驻东北的第42军和炮兵司令部所属3个炮兵师,共计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决定正承担着解放台湾前线总指挥责任的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这表明中国把军事战略重心从东南转移到了东北。还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边防军所做的准备是出境作战。首先,用邓华所率领的第15兵团部代替黄永胜的第13兵团部,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其次,东北边防军组建后,从作战、装备、后勤以及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准备都着眼于入朝作战,甚至连指挥员的名字也拟用朝鲜人名。当朝鲜战争陷入僵持后,毛泽东立即着手二线、三线兵力部署。8月20日,毛泽东批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将第19兵团移至陇海线东段或津沪线待命的报告。9月8日,毛泽东又命令第9兵团开至徐济线整训,作为战略后备队。
中国未雨绸缪,为援助朝鲜做了必要准备,但最终定下出兵决心,却是一波三折。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会前,毛泽东致电高岗和邓华,指示他们进京开会,并令部队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同时,毛泽东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准备政治局作出正式决议后发出。从这封电报稿看,毛泽东主张出兵援朝,并对战争的目的、力量使用、作战方针、战略战术以及连锁反应等重要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然而,书记处会议却作出了暂不出兵决定。会后,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又表示,这不是最后决定。4日下午和5日下午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定。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同一天,周恩来、林彪秘密赴苏,就援朝问题进行协商。彭德怀拟定了出动计划,确定志愿军于15日开始出境,20日迟至22日全部集结于朝鲜北部预设战场。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但随后又出现了波折。11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得知苏联不打算兑现出动空军的承诺,这就意味着志愿军将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这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不得不重新考虑出兵问题。12日毛泽东电示已赴东北的彭德怀:“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13日毛泽东召集进京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讨论出兵援朝问题。经过深入讨论,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会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去电,通告会议决定。至此,出兵援朝的决心最终定了下来。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1]毛泽东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作出过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但都没有像决策出兵援朝这么难。
难在哪里?主要是四个问题。首先是利害权衡。战争必有损害,出兵援朝带来的损害显而易见,不仅有可能把战火引到中国本土,而且更主要的是会迟滞中国业已开始的经济恢复进程,甚至会使这个进程归于失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人的不满,动摇国家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认为不出兵损害更大。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抵不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2]这就是说,中国置身事外,眼下可以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撞,继续执行自己的经济建设计划,但却不能遏制国际战略格局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不能消除压在自己边境的战争威胁,甚至不能确保战火不蔓延到自己的国土上来,最终还是会被迫卷入战争。抗美援朝以暂时的牺牲,换取长久而稳定的和平环境。所以,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3]而且要早参战,如果等朝鲜彻底垮了,中国再想出兵就没有理由了,也没有机会了,而只能做在境内迎战美军的准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在战略上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还有一个是苏联军事援助问题。中国对苏联有三个要求:一是尽快出动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和支援;二是供给武器装备,提升志愿军装备水平;三是供给武器装备最好用租借或贷款的办法,以减轻出兵援朝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压力。苏联答应提供武器装备,并同意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支付,但不同意立即出动空军。彭德怀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候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4]出兵援朝虽然是应苏联和朝鲜的要求,但却是基于中国自身战略利益独立自主作出的郑重决策,苏联“半洗手”也好,“全洗手”也好,这一仗已是箭在弦上,即使打输了,中国也取得了朝鲜半岛事务的“发言权”,可进可退,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因此,不管苏联出不出动空军,中国出兵援朝决心不变。
再一个问题是,有没有胜算的可能。志愿军的装备和美军装备相比,差距甚大。美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军队,而准备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却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火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后勤保障力都远落后于美军,特别是美军有强大空军,掌握着制空权,能有效压制地面行动。毛泽东后来对金日成说:“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5]毛泽东对自己的陆军充满信心,认为陆军同陆军较量,志愿军并不一定处于下风。因为,战争并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人心、士气以及指挥能力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差距。毛泽东相信,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丰富战争经验以及高超指挥艺术的志愿军,是可以打败“铁多气少”的美国军队的。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一旦参战,战争能否被控制在朝鲜半岛。毛泽东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取决于志愿军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朝鲜问题便在事实上解决了,即便美国会在很长时间内不承认失败,甚至与中国公开作战,但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最不利的情况是两军打成僵局,美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毛泽东对战胜美军有信心,因此认为有把握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最不利的情况可以避免。定下出兵决心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请示是否把地处沿海城市的航空学校迁往内地,毛泽东批示“不要迁移”,正是表明这样一种信心。而这种信心,对于定下出兵决心也是至关重要的。
部署第一次战役
在最终定下出兵决心后,朝鲜战场的态势已非常严峻,美、韩军的进攻速度超出预想。毛泽东曾预估美、韩军越过三八线后会停留一段时间,因此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至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军,把敌军阻止在北纬40度线以南,不让其进入中朝边境地区;如果敌军固守平壤、元山,我军也不去进攻,待接收了苏联武器装备并完成训练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这大概要在6个月以后。中央军委据此拟定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期作战设想。
美、韩军于19日攻占平壤,之后分东西两路放胆向中朝边境进攻,仅3天时间就越过德川、元山一线,占领了志愿军的预设防御地域,抵近鸭绿江边。而19日这天,志愿军才刚刚开始入朝,显然,执行第一期作战设想已不可能。
美、韩军进攻速度虽然很快,但有一个致命弱点,即对中国出兵一无所知。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兵,而且错过了出兵最佳时机,战争已接近尾声,下一步的事情是安排占领和撤军。美军一线部队也都准备赶在“感恩节”前回家,不认为还会有重大战事。
战场情况变了,作战指挥随之改变。毛泽东根据敌军的进攻态势和懵然无知,重新部署第一仗。志愿军入朝后的几天内,毛泽东一日数电,与位于前线的彭德怀、邓华等人交换意见,指示志愿军行动。毛泽东确定的总原则是,“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一切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高度机动灵活,既不做办不到的事,又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胜利。
第一,将预设地域组织防御调整为运动中歼敌。志愿军入朝当天,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领导人,告之:“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战役方针不再是阵地防御而是运动战。在21日2时半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准备歼灭敌2至3个师,并指示重点放在西线,东线的主要任务是打阻击。1个小时后,毛泽东又去电指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明确指示放弃以组织防御为主的第一期作战设想。随后,毛泽东又去电指示:控制妙峰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晚8时,毛泽东再次去电指示:如我军赶至德川时间来不及,“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将作战地域由40度线以南调整为40度线以北。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进一步明确指示:待敌进到熙川时,我军分数路出发包围攻击之,以全歼为原则。随后又指示: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
第二,先打韩军再打美英军。韩军贪功心切,脱离美英军分兵冒进,其第6、第7、第8三个师态势突出,而且韩军战斗力远逊于美英军,属于好打之敌。毛泽东紧盯敌军进展,精确掌握其各部的战场位置及其间隔,随时向前方通告情况并调整部署。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根据韩军孤军冒进的情况,指示从歼灭韩军三几个师入手,争取第一仗的胜利,扭转朝鲜战局。22日,毛泽东进一步指示,按照在博川、军隅里以北歼灭韩军第6、第8两师来部署第一仗。23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此战役“总以利于以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六、八两师为原则”。26日毛泽东去电批准彭德怀提出的作战方针,再次重申“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先打韩军的好处,就是中国兵法所说的“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从弱点打起,强点也会变为弱点。
第三,充分利用敌未料到的突然性。毛泽东为第一仗定下一条方针,即“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怎么做到这一点?一是隐蔽我军意图和行动。毛泽东特别强调志愿军开进的隐蔽性。毛泽东18日下达志愿军入朝命令,要求“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以严格保守秘密。在22日电报里,毛泽东提醒前线指挥员,选择路线要隐蔽,避免被敌人过早发现。二是在展开中捕捉战机。以快打快,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鉴于敌军进展甚急,反复指示部队开进既要隐蔽又要迅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先敌控制要点,以争取先机。
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所属部队在云山地区与韩军遭遇,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各部很快发现,敌军骄狂自信,以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四处乱窜,聚歼整师有困难。彭德怀26日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提出:“我企图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经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针,要求:“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韩军第1、第6、第8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然后打美英军。”战役总体方针不变,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调整作战部署,实行敌进我进,先打营团规模歼灭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新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各部队在开进中展开,在展开中捕抓战机,从小规模歼灭战打起,吸敌来援,再打大股敌军。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开始,到11月5日西线部队停止进攻,共进行了12天,全歼敌2个团又5个营,击溃3个团又12个营,其中重创美陆军王牌部队骑兵1师,志愿军西线部队压到了清川江北岸,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靠近中朝边境地区打回到了40度线,使其唾手可得的“胜利”瞬间化为泡影。
志愿军匆忙投入的第一次战役,准备得并不充分,但打赢了,除了参战部队富有作战经验、官兵英勇顽强外,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战役指挥做到了实时掌握战场变化,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方针,改变部署,抢占先机,掌握主动,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同时,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给予了前线指挥员充分的灵活指挥权,给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断的空间,调动和发挥了各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实现了高度机动灵活。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于27日邀王季范、周世钊来谈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指挥风格,战役方针一旦定下来,部队按照战役方针展开行动后,则放手让前线指挥员根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
连续实施第三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整,志愿军于11月25日即发起第二次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是一败涂地,12月7日大部退至三八线以南,仓促构筑工整,组织防御。志愿军逼近三八线。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请示说:“下一战役十八九号可开始攻击,估计月底可结束。如能歼灭伪第1、第6两个师,美第24师、骑1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我即将进越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使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易做。因过远南进会增加以后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部队已经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时间,急需休整和补充,彭德怀的考虑在军事上是适宜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毛泽东不仅着眼于军事,更着眼于政治。当时,要不要立即越过三八线,既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三八线是二战结束时美、苏依据雅尔塔会议期间达成的秘密协议人为划定的,本来是美、苏两国受降的临时分界线,但由于美、苏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意识形态对立而导致了朝鲜半岛分裂,以三八线为界衍生出两个严重对立的国家政权。1950年9月30日美、韩军队超过三八线,试图占领全朝鲜,事实上否认了三八线。当美、韩军溃不成军时,12月上旬美国开始寻求“停火”,并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战争各方在三八线“停火”,限制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国人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又捡起了被他们抛弃的三八线,给中朝军队南进设置政治障碍,为自己争取喘息时间。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电报后,经过5天思考,于13日复电,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6]之后,毛泽东又数电指示速越三八线。毛泽东在21日电报中说:“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7]毛泽东在29日电报中再次强调:“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8]毛泽东设想,我军结束第二次战役后,不能给美、韩军队留下喘息机会,应尽快发起第三次战役,把战线推到三八线以南,争取在三八线到三七线之间再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之后再发起新的战役。
毛泽东对要不要越过三八线,早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就有了考虑。1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与金日成会谈,指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延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议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9]毛泽东预计到美国会玩弄“停火”,并明确表示停战谈判不能按照美国设计的步子走,而应该在有利于我情况下开始谈判,这就要越过三八线,要占领汉城,要歼灭敌人更多有生力量。也就是说,三八线的废立,不能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再有,我军此时作战还是以驱赶美国军队出朝鲜半岛为目标,这也决定了不能在三八线止步,否则便是主动放弃了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权力和机会,这不仅在军事上将处于被动,而且在政治上也将处于被动。
12月31日,中朝军队从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麟趾的200公里宽大正面,向“联合国军”的三八线防御阵地发起进攻,不到一天时间便全线突破,1951年1月4日进占汉城,8日进抵三七线附近的水原,把战线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鉴于敌撤退速度很快,诱我向南意图明显,加之未能歼其主力,故于8日结束第三次战役,部队转入休整。此时,美军已了解到我军后勤补给能力弱,在远离后方的情况下作战行动只能维持1周左右(所谓“礼拜攻势”),因此乘我军尚未得到补充之机发起反攻,打乱了我军休整计划,我军被迫于1月25日实施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前后历时近3个月,先是进攻,后转入节节阻击,最终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第三次战役打胜了,但由于战线拉长也暴露了我军弱点,美、韩军乘机发起反攻,我军一度处于被动之中,虽然最后扭转了局面,把“联合国军”的攻势挡在了三八线,但战役成果却得而复失,我军由三七线退回到三八线。现在有人责难连续发起第三次战役,认为应待充分休息和补充之后再行动。其实,攻守转换是作战常态,不是判定得失的依据。毛泽东要求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不间断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主要考虑的是政治主动权问题。如果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停下来,休整两三个月后再发起新的战役,这不仅给美军留下了喘息以恢复军力的时间,而且给美国政府留下了拿三八线做政治文章的时间。第三次战役的外线进攻行动,加重了敌人阵营的失败情绪,扩大了其内部分歧,收到了我们想获得的政治效果。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面对美军继续溃败的局面,强烈主张打击中国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和经济目标,并策动台湾蒋介石集团发起反攻大陆作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甚至不惜使用原子弹。这种扩大战争和使用原子弹的主张吓坏了美国的西欧盟友,他们害怕削弱欧洲的防务,更害怕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坚决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和使用原子弹,甚至反对美国在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中把中国定义为“侵略者”[10],断了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后路。美国要靠同盟关系来维系其全球霸主地位,特别是在把战略重心放在欧洲的情况下,西欧盟国的反对使美国最高决策层不得不对扩大战争持谨慎态度,由此而与激进且狂妄的麦克阿瑟产生尖锐矛盾,着手限制麦克阿瑟的专断权。特别是第三次战役打破了三八线限制,此后的第四、第五次战役在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拉锯状态,使美国及其盟国深切感到赢得战争的希望非常渺茫,这激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对美国最高决策层造成压力。在盟国和国内双重压力下,美国最高决策层开始考虑通过以恢复战前状态为目标的政治谈判来结束战争,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对等地位,也承认了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的政治主动权并不完全操控在他们手里。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战役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问题,那么第三次战役则解决了政治主动权的问题,剥夺了美国单方面决定三八线存废乃至停战的权力。
进行重大战略调整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战役的顺利推进,曾使我军上下一度很乐观,认为再经过几个进攻战役就可以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计划中的1951年春季攻势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准备的。然而,第四次、第五战役则突显了我军后勤补给能力弱的短板,表明我军很难以速战速决达成驱赶美军出朝鲜半岛的目的。1951年2月4日,彭德怀与金日成会商第四次战役情况,两人都认为需要“作长期打算准备”。毛泽东于5日将这个会商结果转告斯大林。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在过去三次战役中因轻而易举取胜所暂时激起的情绪,目前已不复存在。”21日,彭德怀乘第四次战役局面稍平稳之机回到北京,当天即赶到毛泽东住处汇报战场情况,突出讲了兵员补充和后勤保障问题,进一步说明战争难以速胜,并请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明确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11]此后,毛泽东把这一方针表述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正式确立了立足于战争长期化的方针。3月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朝鲜战场最近作战的进程表明,当敌军的大部分未被消灭时,敌人不会撤出朝鲜。为消灭敌军大部,尚需一定的时间,因此朝鲜军事行动可能带有持久性。我们至少要准备再打两年。”在3个月前,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还预计战争大约是1年时间,而且这还是在不能迅速取胜的情况下。毛泽东此时把战争时间表再拉长两年,表明不再寄希望于速胜,而准备同美军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持久战。
随后,围绕着新的战略方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第一步是确立和实施轮番作战和“边打、边稳、边建”方针。轮番作战,就是“换班”打仗,部队轮换作战和休整,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我军在前线难以得到休整和补充的问题。其实,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伊始,19兵团等部就被梯次配置在陇海、津浦、北宁等铁路线,作为第二、第三番作战兵力,随时准备入朝参战。确立持久作战方针后,轮番作战的战略意义立刻突显。毛泽东在3月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为粉碎敌计划,确保我能实施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尔后再粉碎敌军,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使用兵力战术。”当时准备了三番作战部队,第一番由正在朝鲜作战的10个军(约30个师)组成,第二番由中国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正在朝鲜元山、咸兴地区休整的3个军(约27个师)组成,第三番由再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和已在朝鲜参战但得到休整的4个军(约30个师)组成。从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内调集的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19兵团和陈赓任司令员的第3兵团(新组建)先后入朝。同时,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第20兵团集结于北宁线一带,做第三番入朝作战准备。轮番作战方针解决了部队休整和补充问题,使我军始终保持旺盛战斗力,能够坚持持久作战。
“边打、边稳、边建”方针,主要解决了抗美援朝作战和国内建设的关系问题。打,即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稳,即稳定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建,即搞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国防力量建设。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事一起必然要倾全国之力去争取胜利。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要同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打一场持久战,必须把国内事情办好以厚实国力,由此稳定秩序、恢复经济与抗美援朝战争必须同时并举。1951年2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要点》,部署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等七个方面工作,国内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全面铺开,开始形成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建设相配合相呼应的局面。
第二步是确立和实施“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局势取决于能不能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因此强调打歼灭战。最初,毛泽东要求能够成师或成团地歼灭敌军,然而在实战中对韩军还可做到,对美军则做不到。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有鉴于此,“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就是说,对美军要打小歼灭战。翌日,毛泽东听取回国的陈赓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汇报情况,指示说:“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12]所谓“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就是以小歼灭战消耗敌有生力量,经过一系列小歼灭战降低敌军士气,动摇敌军信心,然后再打大歼灭战。当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这一新的作战方针时,遭到斯大林的反对,认为要削弱敌军士气,振奋我军信心,还应对敌实行重大打击,消灭其3至4个师。毛泽东没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见,坚定地按照战场实际情况贯彻小歼灭战方针,批准了彭德怀根据这一方针拟订的“三到六个月作战方针”,其中明确规定“志愿军今后三个月内,一般(特殊情况在外)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大战役,以兵团为单位不断进行小战役,争取一个军每月平均消灭美军一个整营(击伤除外)”。可以设想,假如志愿军常以8至9个军作战,再加上朝鲜人民军以2个军团作战,每月可消灭美英军10至11个建制营。如此消耗下去,有3至6个月时间美英军的战斗意志必然衰退,那时大规模消灭美英军的客观条件将成熟。
第三步是确立“学会打阵地进攻战和阵地防御战”思想。毛泽东提出打小歼灭战方针时所设想的基本作战方式还是运动战,即把敌军诱至适当地域采取小包围的办法打歼灭战,作战相对灵活。1951年6月间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今后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即敌人进攻时我军主动收缩,然后采取战术反击夺回阵地,经过数次反复以削弱敌军,待敌军疲弱后举行战役反攻,大量歼灭敌军。应该说,这是一种拉锯战。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6月初他听取杨成武、张南生汇报第20兵团入朝准备情况时说: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战争的结束。这就是说,停战谈判开始后,作战须服从谈判,因此那种拉锯战的作战方式便不适用了,我军必须坚守已占领区域,这就需要打阵地战。7月停战谈判正式开始。9月4日至10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明确提出今后的作战样式主要是“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那种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战的机会将日益减少。会议还提出要重视构筑工事,要依托工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会后,又以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名义下达指示,对构筑阵地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要求各部队构筑重要阵地、特别是核心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其坚固程度能够抵御榴弹炮的轰击。此后,中朝军队开始在三八线纵深地域和东西海岸构筑阵地工事,依托阵地工事同美军展开了持久作战。
实行边打边谈
经过第三、第四、第五次三个战役的拉锯战,美国认识到要再次打到鸭绿江边已无可能,加上英、法等盟国也无兴趣再打下去,而且美国国内民众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也表示出不耐烦甚至厌恶,于是开始调整政策,寻求政治解决。1951年5月间,美国通过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的意愿。中朝方也认识到在武器装备优劣对比悬殊、后勤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鼓作气打到半岛南端,并将胜利成果巩固下来也不可能,而且中国的国力尚弱,朝鲜经过近一年的战争也已深感疲惫,因此也都希望能够通过谈判尽早结束战争。6月3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讨论下一步战争方针问题,双方同意实行边打边谈方针,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之后,毛泽东派高岗伴同金日成赴苏,向斯大林通报中朝双方的决定。斯大林接到通报后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朝及苏都同意调整政策目标,不做力所不及的事情,以战争双方都能接受的三八线为政治基础,经过谈判实现停战。
6月30日,李奇微向中朝军队发出举行停战谈判建议。翌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信,同意接受建议。10日,停战谈判在中朝军队控制的开城来凤庄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进程正式启动。我方希望通过谈判尽快实现停战,但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做好了与它一边谈一边打,以打促谈的充分准备。毛泽东于7月9日在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上特意加写了一段话:“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应该说,我方对迅速达成停战协定并不乐观,但对谈判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却也出乎意料。
停战谈判展开后,毛泽东亲自掌控中朝方的策略运用,所贯彻方针:一是停战安排须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乃至东亚的长久和平;二是原则性加灵活性,有所坚持有所妥协;三是推动谈判前行,但也不怕破裂;四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以打促谈。
双方一开始谈的是议程问题。所谓议程,是谈判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朝方经过协商并征求苏方意见形成了议程建议,核心点是沿三八线实现停战和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认为这是维护东亚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本条件。中国从尽快实现和平的大局出发,主动放弃了把美军撤出台湾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列入谈判议程。在谈判进程中,美国出于继续控制东亚的地缘战略目的,不仅拒谈撤军问题,而且拒谈三八线问题,提出一些既无逻辑又无实质性的问题作为议程,甚至节外生枝地借所谓“记者采访受阻”拒绝到会,使刚刚启动的谈判一度中断。中朝方本着推进谈判、争取和平的立场,经过15天10次艰苦辩论,有所坚持又有所妥协,最终达成了包括通过议程、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俘虏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建议事项等5项内容的议程协议。中朝方同意停战谈判先不谈撤军问题,而把这个问题放到停战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也同意议程文本不具体提“三八线”。尽管如此,议程协议的实质性内容还是反映了中朝方的意愿,即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停战问题,至于不具体提“三八线”,这并不影响实质性谈判时谈三八线问题。周恩来曾解释说:只要停战这一步迈出去了,美国就没有理由拒绝召开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各国政府的高一级会议,来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如果这一步也走出去了,紧跟着解决远东的问题等等就会被提出来。
双方从7月26日进入实质性谈判的第一项议程,是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启动时,双方战线已和三八线不完全一致,中朝军队在西段越过三八线,美韩军在东段越过三八线,双方战线和三八线构成一个大X状。中朝方提案是双方沿三八线各自后撤1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因为战争是因为三八线被突破而引起的,而战争持续至今也是因为三八线不断被突破造成的,而现在双方在三八线南北都各有占领区,所以都撤离三八线,回到战前位置,是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美国建议谈判时曾明确主张“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然而军事分界线谈判开始后,却出尔反尔,提出了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要求把海空军的作战效力和陆军的作战效力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美方据此标定出的军事分界线深入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中朝方要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朝方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论调。美方看这个主张行不通,又提出所谓“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论”,要求军事分界线的位置能够保证其阵地和部队的安全。中朝方坚决驳斥了美方的新论调,同时认真分析它的真实意图,认为美方实际上是不想放弃处于主动位置的阵地,并拖到签订对日和约后以争取更有利的国际形势,而其底牌是就地停战。美方于8月18日发起地面局部攻势和空中绞杀战(夏季攻势),试图用飞机、大炮压迫中朝方让步,同时在开城中立区进行军事挑衅,韩军甚至闯入中立区伏击志愿军巡逻人员,致人员伤亡。中朝方在抗议未果的情况下,于8月23日宣布停会,等待美方作出道歉。美军在夏季攻势之后,又于10月3日发起秋季攻势。这时期,中朝军队刚刚转入阵地战,经验尚不足,工事尚不够坚固,即便如此美军也未能占到大便宜,两个攻势作战先后付出了7.8万人和7.9万人伤亡的代价,才拓展了178平方公里和467平方公里,等于每平方公里伤亡约240余人。美方损兵折将而收效甚微,且国内反战浪潮再起的情况下,于9月中旬提出复会。在双方协商把谈判地点南移至板门店,美方承诺不在会场区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之后,10月25日中断了2个多月的谈判正式复会。复会前一天,毛泽东指示可主动建议双方各提一个分界线,如美方接受这个建议,我方即可提出依照现有战线稍加调整的方案。这实际上考虑到了美方能够接受的就地停战的要求,因为就地停战中朝方并不吃亏,而且三八线依然是基准线。美方此时放弃了傲慢态度,不再提它的海空优势,但仍无理要求中朝方后退1500平方公里,特别是将开城让出来,以保证汉城有一个安全的战略纵深,而开城深入中朝军队战线的后方,所以被坚决拒绝,谈判再次陷入僵局。10月24日,中朝军队乘美军的秋季攻势已是强弩之末发起局部反击作战,歼敌1万余,并首创全歼美英军1个多营的战绩,收复了部分被占去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加强了保卫开城兵力和实施了攻岛作战,显示了在开城地区寸土不让的决心。美国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最终不得不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同意按照实际接触线稍加修正来划定军事分界线。11月23日,双方就“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达成原则协议,之后又用3天时间校对接触线。27日双方代表团召开会议批准了按照现有接触线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谈成这个协议用了4个月。
军事分界线协议签字后,谈判转入后续议程。中朝方本以为最艰难的谈判是确定军事分界线,认为达成这项协议战争就接近尾声了,如毛泽东曾在协议批准前电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尽快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因为“圣诞节以前,有停战的极大可能”。然而,不曾想在完成第三议程“战后安排”和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之后,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从12月11日谈判俘虏问题小组会开始算起,到1953年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用了近19个月的时间,耗时之长超出预计。志愿军在战争初期曾采取国内俘虏政策,为瓦解敌军释放了大量俘获人员,这是造成了双方羁押战俘数量差额巨大的重要原因。美方在俘虏问题谈判开始前,就打算利用这个差额做文章。战俘谈判开始后,中朝方依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提出了停战以后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指出只要双方都同意这个原则,技术性问题都好解决。美方则反对这个原则,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原则。经中朝方的据理力争,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原则,但仍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于4月28日提出所谓“一揽子方案”(“4﹒28”方案),坚持只遣返由他们“甄别”的愿意直接遣返的战俘。而美方在战俘营里进行所谓“甄别”,采取了极其卑劣而残酷的利诱威逼手段,甚至杀害坚定要求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中朝方拒绝,从此谈判进入半休会状态(每次开会就一句话,即宣布休会若干天)。1952年5月,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此时,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已转向争取“光荣的停战”,保住自己的颜面,因此决心借战俘问题羞辱和丑化中国,并挑拨中朝关系。克拉克接掌指挥权伊始,就开始实施对朝鲜北方的大规模轰炸,时间持续近4个月之久,试图以此压中朝方在谈判桌上低头。9月28日美方提出了“自愿遣返”的三个选择,并强硬表示这是不可改变的最后方案。10月8日中朝方予以坚决拒绝,美方代表不做任何争辩,立即宣布无限期休会,谈判再次中断。在美方提出“4﹒28”方案时,毛泽东就指示:须做既不怕压,也不怕拖的准备。在美军实施大规模轰炸期间,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指出:“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有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13] 9月18日,中朝军队发起秋季全线反击作战,历时44天,共毙伤俘敌2.7万余人,巩固地占领阵地17个。10月间,美军为报复中朝军队的秋季攻势,发起金化攻势,与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展开了持续43天的激烈较量,损失了2.5万余人,未能夺得上甘岭一寸土地,至此美军基本丧失了在正面战场取胜的信心。这一时期,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更加高昂,不仅阵地防御能力增强,阵地进攻能力也有了增强,美军在战场上越来越占不到便宜。1953年2月美方开始试探重启谈判,主动提出先行遣返伤病战俘。3月28日中朝方复函同意美方建议。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提出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直接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随后,金日成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的声明。美方明白这是对方给的台阶,立即作出反应,开始与中朝方协商遣返伤病战俘的安排,并派人商谈复会事宜。4月26日伤病战俘交换完毕,同一天停战谈判重新复会。美国接受了把不直接遣返战俘转交中立国的建议,但在中立国和接收地点问题上又制造障碍,当这两个问题由于中朝方做出适当让步得到解决后,又在“解释期”(即向不直接遣返战俘做解释工作的时间)问题上纠缠不休,试图继续扣留战俘,谈判再现僵局。为配合谈判,中朝军队于5月13日发起夏季反击战役,6月16日结束,共计毙伤俘敌4.5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近60平方公里。美方此时已体验到,再打下去将会越来越被动,开始急于实现停战。6月8日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一切不直接遣返战俘在停战后60天内,转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在战俘转交之日起向战俘进行90天解释;90天之后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由战后举行的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然而,韩国李承晚政府却跳出来反对停战,破坏双方达成的战俘协议,使定于6月25日举行的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无法举行。毛泽东决定延迟签字,给李承晚政府一次军事打击。7月13日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历时14天,打残韩军4个师,共计歼敌5.3万人,攻占纵深10公里约170平方公里的阵地。遭此打击,李承晚政府不得不作出“不再做反对停战的活动”的保证。经过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同1个月前的校正相比,中朝军队阵地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7月27日上午10时战争双方谈判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签字,随后克拉克、金日成、彭德怀分别在汶山、平壤、开城签字,停战协议生效。同日,金日成、彭德怀向中朝军队下达了停战命令,克拉克向“联合国军”发布停战令。晚上22时,双方全线停火,历时3年另1个月又2天的朝鲜战争停战,弥漫于朝鲜半岛的硝烟终于消散。
注释: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3][6][7][8][1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3页,第408页,第414页,第423页,第492页。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0]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回忆:“我们的盟国……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
[11]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6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90页。
本文来源于“炎黄春秋”。作者黄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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