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铭:新冠防控不能完全照搬SARS经验,需放弃短期清零思维

王王王立铭
一年前   浙江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
新冠防控目前最大的战略挑战,我想应该是:
如何平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和商业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
自2020年1月底以来,伴随着武汉封城和全国范围的高强度管控,新冠疫情在中国范围内得到了快速控制。大多数城市本土新发病例长期维持在0或接近0的状态,海外输入性病例也在口岸得到了及时的截留和隔离。在这种局面下,全国各地逐渐开始解除疫情管控措施,重新激活商业和社会活动,到6月初,除了极少数人员密集的情景(电影院,KTV,部分中小学)之外,绝大多数商业和社会活动正在重启之中。但是伴随着6月初北京新发地市场爆发的集中感染,防控局面骤然紧张,各种“战时措施”被重新启动,而人们在担忧新冠又一轮流行的同时,也在担忧正常商业社会活动何时能够重新启动。
如果要继续等到疫情彻底得到控制,连续xx天无新增才能重启,这一天何时到来;如果疫情很难彻底控制,长期低烈度存在,是否还能顺利重启;还有就是,如果疫情间断性的小规模爆发,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市场从业者该如何规划自身的商业行为?
我认为,我们需要根据新冠的科学特性调整抗疫措施,在安全和繁荣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当中包含几个要素:
1.我们需要接受新冠长期流行、和人类长期共存的现状,放弃短期清零等不切实际的KPI;
2.在这个背景下,坚持某些常态化管控措施的长期性,比如减少公共集会,开展线上工作,卫生习惯教育、储备传染病救治资源等等;
3.在常态化管控措施之下,重启社会经济活动;
4.放弃抗疫战时措施,比如因为新发病例撤职官员、封锁大量社区、大量停课等等,避免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休克式的干扰;
5.当疫情确实出现局部小规模爆发时,果断采取局部性的有针对性的管控,比如快速识别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利用流行病学调查找到传播链并进行治理等等。
具体展开一下,这个思路的基本出发点是:
第一,平衡历史经验和现实变化。在2002-03的SARS防控里,我们通过短时间高强度的封锁措施让SARS销声匿迹,并且随后发现并清理了果子狸产业链,有效防止了SARS卷土重来。这些历史经验当然也被应用于新冠疫情的防控。但我们必须接受新冠的新特性,放弃完全照搬SARS历史经验。新冠庞大的感染人数和大量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从技术上识别所有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并进行管控,疾病在各地不断“冒头”将会成为必须接受的现状。因此寄希望于高强度短时间管控彻底清除然后回归正常生活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平衡安全和繁荣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必须承认追求绝对安全(绝对零新增)没有意义,为此需要付出无法承受的社会经济成本并大概率无法达成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上权衡可追求的安全边际在哪里,比如说,根据现有经验,新冠患者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条件下,病死率并没有超过季节性流感的水平。因此一个合理的安全目标是保证疾病不要大规模爆发,不要短时间内挤兑医疗资源抬升死亡率,并在此基础上恢复社会经济活动。
第三,平衡科学和非科学因素。作为一种病毒流行病,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分析得出新冠流行的各种特征,以及相对应的管控措施。而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广泛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它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情绪、利益、乃至政治因素。在抗疫决策中,两者的矛盾和角力当然也会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在中美欧各国都发生过的“是否应该戴口罩”的争论。在我国内部,因为抗疫成功、特别病例清零,已经部分地和制度优势相捆绑,政策调整的空间也进一步地被压缩。我们也需要放弃将抗疫、特别是零新增和非科学诉求挂钩的倾向。面对自然灾害,我们需要了解自身的能力边界,进行广泛的公共宣传和教育,帮助人们适应和新冠长期共存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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