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夏的成都夜市。（董一诺/图）
2020年6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在小区对面，许多商户在店门前摆起了摊位，李克强对摊主们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在四天前的答中外记者提问中，李克强也提到，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一个“大碗茶”就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多个城市的“地摊经济”率先复苏，拉动了就业，也带回了城市的烟火气。
6月2日，支付宝微博披露，目前全国已有1200万个小店和路边摊，5月流水收入超出2019年同期，实现“V”字反弹。
对摆摊开绿灯
最先复苏“地摊经济”的，是四川成都。
2020年3月16日，根据《成都日报》报道，其城市管理推出“五允许一坚持”，即疫情防控期间，在企业和经营者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工作等前提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疫情期间，城市管理部门以教育劝导为主，一般不实施处罚；实施处罚的，原则上不录入城市管理信用监管平台。
两个月后，据新华网5月28日的评论，成都已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成都市对摆摊设点开绿灯的效果显著”。
现在，初夏的成都街头，傍晚最为惬意，温度明显降了下来，街头的夜市、摊贩正要热闹起来。在武侯区长寿路，一些摊位摆在人行道上，卖钵钵鸡的、卖卤菜的、卖冰粉的、卖炸土豆的……想要一次性尝尝“来成都必须打卡”的小吃，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可以满足。如果不想打包，小摊后面也有几张小桌子、板凳，可以坐下来用餐。
生长在成都的人们，对这样的景象并不陌生。现在在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的政策下，小摊贩更加从容。“给我们划了固定的地点，每天晚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经营，要求我们声音不扰民、地面保持整洁，城管会来检查，不收取摊位费。”几家商贩反映。在此之前，他们分散在其他地方摆摊，现在更集中了。
很快，河南许昌、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等地纷纷跟进，开放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据新华网报道，4月，南京有3400多个临时摊点，主要是有时间限制的早餐点、夜市摊点和街边不占道的修旧摊点等，其中1410个临时外摆摊点是今年新增的。
成都的街边摊一角。（董一诺/图）
摆摊41年的“土豆婆婆”
在成都数万走街串巷的小贩中，袁婆婆称得上“资深”，摆摊已有41年，是见证了成都“地摊经济”几十年发展的活样本。
在武侯区长寿路，七十多岁的袁婆婆面前摆着一盆凉面、一盆凉皮和五颜六色的调味料，她熟练地挑起一大筷子凉面放进大碗里，辣椒油、花椒油、花椒粉、酱料、葱、蒜、糖等佐料一一加入，快速搅拌，五分钟，一份油亮鲜美的凉面出炉。
对她来说，这样的日子，从1979年开始。
那时，成都的二环路以外还是一片农田，她是家里有田的菜农。看到大队里其他农户利用闲暇时间，到城里去摆摊儿，她心思也活络起来，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有一双老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去卖点东西能比在大队里挣工分多挣些钱。
“但是拉不下面子来，总觉得摆摊儿有些丢脸。我们大队里有在工厂里上班的朋友鼓励我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有能力的人才这么做。这让我鼓起了勇气。”
袁婆婆的第一个地摊生意，是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当时，成都的电影院只有几家，她每天买一份报纸，看清楚当天每家影城在什么时间点放映，就骑车来到开映的影院门口，卖瓜子、花生。
那时候管理占道经营的执法部门，还不叫“城管”，袁婆婆已想不起来叫啥，只记得与他们的“你追我躲”。一个人喊一声，“他们来啦！”电影院门口的摊贩们就一窝蜂跑走，等到检查的人走了，又陆陆续续地回来。她想起这段经历，苦涩的滋味已被岁月过滤，只剩下“还是好耍”的印象。
1983年，袁婆婆“进军”卤菜行业，她的“店铺”从两轮的自行车换成了一辆三轮车。
五年后，袁婆婆暂别摊贩身份，开始“上班”了。1988年，春熙路上兴起了很多服装铺面，卖布料的、卖皮衣的。这些商家每天要雇临时工帮忙，包括“当托儿”。袁婆婆成为临时工的一分子，每天五点半下班，当天结算工资。
春熙路上除了有铺子卖衣服的，还有“卖吼货”的，纸箱子搭起一个摊子，站在一旁吆喝叫卖。“城管要赶这些卖吼货的，卖吼货看到人一来，箱子一合，成一个纸板，夹在胳膊下就跑。”袁婆婆回忆。
之后，她开了一家自己的“饭馆”，其实就是在路边搭了一个房子卖烧菜、酸辣粉，并不用交租金。“1996年我生了重病，自己开店太累了，病好后我又回到春熙路的衣服铺子里。”
“当时病得快要死了，是我师父救了我。”袁婆婆是道家弟子，对自己的女师父一直感恩在心，女师父是盲人，生活不便，2000年袁婆婆老伴儿去世后，她索性搬到道观里，为师父养老送终。
再回到街头已是2007年左右，“记不清具体哪一年了，总之我出来的时候，孙女还没谈恋爱，现在孙女的小孩都7岁了。”
二儿媳妇在上夜班，白天想做点小生意，加盟了一家香豆腐店，依然是街头流动的摊位。“加盟费一次性几千元，给我们做生意用的车子、锅子。”
香豆腐的生意很好，袁婆婆帮着一块做，二儿子就在旁边摆摊卖炸土豆。他们的食客多到连旁边的店铺都眼红，打电话向城管投诉。“城管看我是老婆婆，也不会太凶。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凶的城管，他们都不是什么坏人，吃这碗饭的，只能做这些事。”
在街头久了，城管们都认识她，称她为“土豆婆婆”，后来顾客给她的摊位送了个名字——“太婆凉面”。
袁婆婆觉得除了本事和勤奋以外，她几十年地摊儿生意经的关键是，“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缺了良心的，生意不会好。”
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大大小小的个体户一夜之间生长起来。袁婆婆总是记得一个“真人真事”，隔壁大队的一个个体户卖血旺，制作血旺需要大量水来泡。当时一吨自来水的费用是1.2元，那个商贩为了省钱，不用自来水，去旁边化工厂沟渠里舀水来泡。“那个水好脏哦，这是吃的东西啊，他确实很赚了些钱，但是后来一个雷就把他打死了。最后家人捧着骨灰盒回去。”
贩夫走卒与地摊经济
像“土豆婆婆”这样的摆摊人，在中国历史悠久。作为地摊经济的代表，夜市最早出现于盛唐，繁荣于宋代。
公元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未不得禁止。”从此，夜市大量出现，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贩夫走卒带来的繁华，至今可以从《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作品中窥得。
地摊经济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数次激发出了经济活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数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一些知青做起小买卖，开个路边摊、杂货店之类的。于是产生了城里第一批个体户。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1990年代以后的“下岗潮”中，地摊也成为重要的分流出口。比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03年8月，山西运城的“名吃夜市”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安置下岗工人500人。
进入21世纪后，摊贩们经常因为占道经营、食品安全等问题，成为城市整治的对象，以至于频频与城管发生矛盾。湖南、贵州、广州等地均出现过城管与摊贩激烈争执致伤、甚至致死的新闻。
一位在浙江某市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曾参与过城市整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过往的经验看，对占道经营和流动摊贩的整治难度还是很大的，但各个城市基本上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执法尺度上有差异，形成一个平衡。
比如他所在的城市就有地摊，大马路上看不到，躲在小弄堂里，而且时间也相对固定，不是全天候的。其实城管往往就在边上，只要不超出他们允许的界限，也不会管。
“我们通常会把小摊贩的管理当作人性化管理的一方面。其实单从好处讲，政府（鼓励地摊）真没有啥好处，反而还要经常处理举报投诉。”
在微博、知乎的网友讨论中，高赞评论认为鼓励地摊经济，是特别精准地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减税降费。因为实体经济从业者，都有两笔绕不开的支出：税费和租金。但摆摊，其实就省掉了这两块儿。
城市“活”起来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陆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非常赞成复苏地摊经济，“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理念，以及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的问题。”
他解释，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而城市是有多元价值的，传统的干净整洁固然是一方面，但城市本身第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
街边摊、地摊等，如果在一个城市能够生存下去，对于服务的供给方来说，就是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对于需求方来说，它也提供了居民所需的生活——廉价、便利、丰富。以人为本的城市就应该考虑到供给和需求这两方面的需要。
“我不认为文明城市和地摊经济之间是矛盾的，”陆铭说，“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界定文明。”如果我们认为文明是干净整洁，那一定程度上存在跟地摊经济的矛盾，但城市的发展是有多元价值的，就业、收入、多样性、活力都是目标，这些也应被纳入文明的范畴。不要说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在发达国家，地摊、街边摊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像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实际已达到5万美元，是高收入经济体了，但仍大量存在着几十年来延续至今的夜市、地摊，它们甚至成了城市的风景线。
不仅是地摊经济，城市发展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群租、城中村等违章建筑，都是不被允许的，但这恰恰是一些低收入阶层得以在城市中生存的依托。刚进城或刚起步的低收入的人们可能就是靠城中村、群租、地下室这样的地方落脚，再慢慢跃迁到收入更高的行列中去。
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不是指整洁、干净不重要，而是可以更细致地去要求相关从业人员遵守整洁、干净的规范。如果他们触犯了规范，可以处罚，而不是消灭。
“希望疫情之后的这个变化，能够真正推进我们城市发展理念的进步，把城市建成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城市。”陆铭说。
作为对全世界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治理理念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也反复论证城市多样性的必要。
她写道，“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它是人类聚居的产物，包容着各个方面的千差万别。如果城市管理者害怕混乱，担心混乱带来视觉上的丑陋，其实会使得城市千篇一律、活力枯萎。在城市自发的聚集当中，蕴藏着一种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秩序。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董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