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瞬间|抢救画面印刻医护脑海 病患表情扭曲在喊“救救我”

我随援鄂医疗队2月下旬到的金银潭。之前的一个月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第一次面对高频率的死亡,有些病房一天去世二三十人。医护想了很多办法,竭尽全力抢救,还是无法挽回生命,会有强挫败感。不止一人告诉我,抢救画面会印在脑子里,无法忘记——患者去世像是溺亡,表情扭曲,无法发出声音,喉咙里面呼噜呼噜地喊,“救救我,救救我”。

武汉大学东湖边(往年)。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安徽黄山最近道路解封,苗苗家村口停着的车每天都少几辆,大多数人又要回到霓虹闪烁的地方。村口值守的村干部撤了,年轻人搭起烧烤架子围成一圈,理发店也有生意了。一切似乎又恢复到原来。

苗苗从小就迫切想离开这里,毕业后在陌生的城市独自生活。疫情期间,她被迫带着一只猫回到山区老家,和父母共处两个多月。这只曾被父亲驱逐的猫,却意外改变了她和父亲的关系。

疫情是很多人生命中的旁逸斜出,像她一样,或多或少偏离既定轨道的人还有许多。疫情提供了一个缝隙,让人们得以窥见更复杂的自我,他者和社会——

为纸质书奔走十年的出版编辑,在好几页没有标点的意识流小说里,重新找到做书的意义;支援一线的心理医生,承接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情绪,终于在儿子写信告诉他家门口樱花开时痛哭;刚毕业的新老师和不同的人讨论公共话题,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在中间地带,她给不出答案。

这是一些人在疫情里的瞬间,曾坚信不疑的东西松动过,生活被重新审视。

文丨殷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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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重新找到做书的意义

讲述者:出版人周昀,35岁,男,在武汉读书7年,现居武汉

2020年开头这段时间,我时常会有不真实的感受。疫情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武汉,从小喜欢的球星科比意外去世,一些我从来没想过会离开的前辈大批地离职了。

这和预期完全不一样。2019年底我想,等过完年回出版社,我们就有新书可以上市了。是一本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短篇小说集,从对接韩方出版社,到翻译,送审,筹备了3年多。初版4000多册年前就印好送到库房,2月3号开工,2月5号就可以发货。还联系好了去韩国采访李沧东,但计划都泡汤了。

去年是我做出版编辑的第十年。之前我在一家有名的图书公司工作,一直在北京漂着,2017年结婚想稳定下来,就回武汉成立了鹿书工作室,算上我只有3个人,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部门,负责文学艺术类书籍出版。

我们在年底实现了盈利,这是我十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从利润中得到提成。以前也有年终奖,但年底核算都是亏损,年终奖总拿得不太好意思,以至于怀疑作为编辑存在的意义:工作一整年创造的利润是负数,很难说服自己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有价值。

十年前,我还在武汉大学读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生,经常去图书馆看书,记得最初打动我,让我决定进入出版行业的是哈耶克的一段话——大意是在美国街头随便拉出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懂得两百年前开国者阐述的三权分立原则,他们可能本身没有读过,但这中间发生了很有趣的传播,知识先被一些人接受,又传播影响了他们。

这让我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影响到普通大众。书是个很好的载体,出版业也是这个传播链条里重要的一环。

但意义感在这几年不断消退。图书市场规模在缩小,武大旁边的豆瓣书店在去年停止营业,上学常去的小书店差不多都消失了。文学艺术类的书本来就卖的不多,思想能传播到多大范围?后来索性不再指望工作带来意义,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就挺好的。

周昀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去年我们出版了6种新书。我还在年终总结里写,“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岁末年初的这点小小的欣喜,或许只是大厦将倾时老鼠发现一块蛋糕般的满足。”

没想到居然真的是这样。“封城”之后我很焦虑,每天习惯性看手机,刷新闻,完全沉浸在里面,不愿意放下。死亡人数蹭蹭上涨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绝望。

在武汉,死亡离我们真挺近的。我爱人的一位同事全家确诊,正是医疗资源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在网上帮他转发到微博求助话题里,也发到各种群。

看起来在帮他,但心里是让自己有一点点希望:如果我们到这种境地,不会有人弃置不顾或者视而不见。

刚过完年那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招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我加了志愿车队的群,但又退出了。年轻时我会毫不犹豫,但现在对家庭有了责任。我安慰自己,不出去乱跑也是做贡献,但还是有一些愧疚。

读书是我的避风港。汪曾祺的《食物语言学》,还有《数学简史》,以前我就挺感兴趣,但觉得比较费脑子。这段时间在家没事,跟外界隔绝,会更多地跟自己相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冬天,我就搬着小桌子到阳台上读书,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人也能静下心回到自己的世界。

之前我们出过一本俄国小说《愚人学校》,主角小男孩有双重人格,脑子里会幻化出另一个自己。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体验。这本书不太好读,是那种意识流的风格,常常好几页没有标点,但读进去之后,会发现你进入了主人公脑海,可以从他的视角感受他的一切。

某种意义上这跟我们现在的状态有点类似,大家都被隔离在家,无法进行外向交往,或许也会用更多时间挖掘自己内心的体验。

我会想,在这次疫情里,如果这本小说恰巧被某个人翻出来看,能给他带来某种安慰,是比“思想传播”更重要的意义。

俄国小说《愚人学校》

2

我,猫,父亲

讲述者:苗苗(化名),90后女孩,有一只猫叫白白,坐标安徽黄山

因为一只猫的闯入,我们家发生了一丢丢变化。之所以是一丢丢变化,那是在我父母看来,不过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在我看来,是莫大的包容与感激。

父母一直不同意我养猫,之前吵过两架。从那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带白白回来。期间不记得有多少次父母劝我放弃养猫,我也就当听听。毕业后,我觉得在家乡限制发展,就去其他城市工作。除了上班,我的小世界都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离职,找工作,又离职。年前,我又一次失业。养猫的事只要(和父母)见不到面,而且我经济独立,(他们)就没办法抱怨了吧。

苗苗的猫。受访者供图

没想到今年碰到疫情,原本打算让白白在城里留守,但是“封路”,加上失业,再三考虑,决定带它回山里。

到家我就把猫砂盆拿出来,猫也立刻钻进被窝。家里人在打牌,散场后,父亲来我房间拖地,把猫砂盆拿出去了。我以为拖完地他会还回来。后来他转过身冷冷地说道:把猫放厨房里去。

我说它会叫的。他说,管它要不要叫。见我没有要做的意思,他又命令了我一次。我还是很不情愿。“听到没有,立刻马上!” 他又加重语气,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就在我纠结的时候,他把被子一掀,猫跳下床,他拿衣服赶,猫慌乱之下跑出去了。我一下就懵了,白白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那天还下雨!

2月10日晚,全家炸开了锅。我嚎啕大哭,父亲大发雷霆。他斥责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他,说浑身长满淋巴结,随时都有可能会“走”,控诉生我养我20多年,到头来不如一只猫。我才恍然发现,自己的确很少关心他,那个站在我面前背有点驼的父亲。平日里我们交谈很少,他也只是借着我和母亲的聊天表达一下存在感。

那天父亲坐在客厅一夜未眠,能听到他坐在火桶边动来动去的声音。第二天一早,我听到门口有脚步声,停留了一小会儿又离开。

下午他们叫我吃饭,我没动。晚上他们在客厅聊天,他们越是开心,我就越不开心。一个夜晚加白天过去了,也不知白白怎么样了。昨晚一声惨叫是不是白白的?我睡在地上,眼泪都快哭干了。

母亲打开我房门,可能是有点心疼吧,把我扶起来。但父亲觉得我在自虐,他又生气了,怪我妈平时教育得不好。我发现和父母之间鸿沟真的很深,很不服气说,“养孩子从来都不是叫他们听话,而是让他们成为有独立想法的人。”

第二天下午,父母上山砍柴,我一个人在家。鬼使神差打开厨房窗户,叫了几声“白白”。没想到真的有回应!我赶紧换了鞋,朝屋后那座山跑去,原来它躲在草堆里,刚好也遮雨。我一边安抚一边把它拉出来。肚子上都是泥,四肢也是,头顶也是,都黄了一块了。

那天,父母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两天,早晨父亲在厨房搬柴,见到我说,“猫躲在架子上,我早上一开门,它刷一下冲出来,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心一沉——看来是真的不喜欢这里,打算离家出走了?

吃晚饭时我爸对我说,“没事的话,出去找找咯”。我很生气,故意说,“不想找,根本找不到,太难找了。”

那天晚上早早睡了。大概11点,我被迷迷糊糊叫醒,父亲说“快起来,发现猫了”。真的是我最条件反射的一次起床,马上跟着他出去。他说在前面的菜地里发现白白,拿手电一晃,猫的眼睛一亮就知道它在那儿了。

苗苗的猫。受访者供图

在山里住了近两个月,网络信号不怎么样,书也没带回几本。父亲带着我种菜,砍柴,这是以前在城里不会做的事情,也是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候。他一直是本分工作的人,干活,挣钱,其他的不想。

有天晚上父亲跟我扒拉邻里之间的事。说他年轻时出乡到县城工作,多年后回来,原先的山和地早分完了。我家的地是一位长辈去世前指明送给他的,去年房子建好才种上菜,如今拥有一小片菜园。

种香菇要用的柴是从别人家砍的。别人愿意让我父亲砍想必他人缘还不错。村民都说我们搬来后热闹很多,每天都要到我家门口聚一聚。

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中秋节,我和父母坐着长途火车去四川,接近30个小时。父亲几乎一夜未合眼,用手捂着系在腰上藏在衣服里的一包钱,里面装着我的学费。我头朝窗,脚朝外,父亲坐在我脚边,有人经过蹭着我的脚,父亲就瞪他一眼。

到了学校,他们在我宿舍过夜,那晚父母呼噜声此起彼伏,像是终于可以放心睡一觉了。据我观察,做劳力的人到了中老年都会打呼噜,即使年轻时没有这个习惯。那是岁月的碾压,人需要大口喘气,才能继续活着。

某天早上,隐约听到父亲喊了一声白白的名字,忍不住在内心偷笑。那个嘴上对猫说着“不乖打死”的人,偶尔也会友好一下。我想他们可能是接受了我喜欢猫这件事,这是最大的变化。

镇上人还是很少,大多集中在超市,菜店,卤菜店。店门口篮子里有些青红不接的草莓,一点儿也不诱人,虽然很想吃草莓,但最后没买。宁可忍忍过段日子买好吃的草莓也不能随便将就啊。网络上都说要努力挣脱出去,我不知道要挣脱到哪里去。我努力过,可一股力又把我拉回这里。

可能外面也没什么好,是另一个困境。

3

武汉的创伤将是漫长的

讲述者:张晨,43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支援金银潭医院的心理医生

死亡数字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种极度痛苦和压抑,他们要看着鲜活的生命慢慢变成尸体。

我随援鄂医疗队2月下旬到的金银潭。之前的一个月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第一次面对高频率的死亡,有些病房一天去世二三十人。医护想了很多办法,竭尽全力抢救,还是无法挽回生命,会有强挫败感。不止一人告诉我,抢救画面会印在脑子里,无法忘记——患者去世像是溺亡,表情扭曲,无法发出声音,喉咙里面呼噜呼噜地喊,“救救我,救救我”。

他们也会恐惧,不光来自于抢救场景,还有对病毒的恐惧。没有人不怕死,怕也要上,每个医护人员都生命所系性命相托,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每个人都宣誓过的。

患者没能救回来,27岁的麻醉师哭得伤心。同事们在隔离病房玻璃窗前,举起一张纸,希望外面的人理解。摄 东方卫视记者黄伊罕

心理医生也会出现心理障碍,但调节能力强一些。我们会有“同辈督导”,心理医生之间会互相交流,避免过度沉浸。我会写一些文章,日记之类的,把消化不了的案例或情绪通过文字释放出来。

我们住在单独的酒店,除了酒店和医院,这一个多月哪也没去过。每天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坐一个小时的专用公交上下班,可以看看窗外。下午5点左右回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用50度到60度的热水持续洗半小时,我每次都会洗更长时间,洗得都蜕皮了。

这不止对自己负责,还得对团队负责,医生就是移动的传染源。来武汉之后,我们平均每个人都长胖5斤左右,因为一日三餐配送分量太足,又没地方运动。和队友商量好回去之后再减肥——在武汉,吃也是在战斗,吃的多,长得胖,才能抵抗病毒。不在武汉的人真的好幸福。

之前有个护士大姐来咨询室求助,整个人蜷缩在简陋的沙发椅中,一直流泪。

她参与救治的16岁男孩跟她孩子一样大,男孩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分到不同病房。每次查房,男孩都会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没多久,男孩父亲经过插管抢救还是撒手人寰,她不敢告诉他。男孩一直在期待疫情过后爸爸带他去复旦大学参观,去曦园朗诵,去相辉堂听演讲,那也是他爸爸的母校。

父亲去世一周后,男孩母亲也走了。每次查房,这个护士都得继续瞒着。直到2月29号下午,男孩生命体征急转直下,心电监护仪一直响,渐渐变成一条直线。这个护士还在不停按压,看着男孩的眼睛,老觉得能再睁开。

在心理咨询室,大姐哭着重复,“我还能再努把力,我还能再加把劲,可是…” 我老忘不了,回去之后把这个事写成了一篇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她说的这句话。

很多人的家人在疫情中离开。一个70岁的老年女性,儿子在疫情里去世,儿子之前离婚,留下一个13岁的孙子,她不知道两个人以后怎么生活。小孩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一日三餐靠社区志愿者安排。

老太太恨很多人,比如当时接诊她儿子的医生,她说出院后要找那个医生算账。我们要给老太太做认知治疗,让她明白把悲痛投射到医生身上是不对的,那时没人知道是新冠肺炎,也不能全怪医生。说起孙子她才不那么悲观,我就跟老太太说,如果奶奶也没有了,孩子怎么办?

在金银潭,人去世后直接从医院拉到火葬场,不让家属见面,管理非常严格,追悼仪式也没有。这些愿意把痛苦说出来的,算是好情况。虽然伤口暴露了很痛,但也是一个清洗过程,怕的是把它埋在心底。

武汉的创伤将是漫长的。人在重症、危重症时无暇顾及情绪,只要命保住就好了。但随着症状转轻,患者可以开始玩手机,就会出现焦虑。

他们对未来悲观,内心有非常多问号——是否能完全康复?是否能正常工作?是否会被歧视?有个康复病人回到社区很多人躲着他,甚至有人拿酒精喷他,和动物园里被围观的动物一样。这些视频又被还没出院的患者看到,加重他们的恐惧。

这一个多月在武汉,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一课。我以前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要带课题组、做研究,那是我唯一的爱好,临走那天晚上也一直在工作。

没有想到要在武汉待那么久。报名支援我是先斩后奏,给我爸爸打电话说要去武汉,他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好像我回不来一样。

儿子这两天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家门口的樱花也开了,和武汉一样,他很担心我。我也哭了,在酒店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这个爸爸有点不太称职,儿子之前一直想去迪士尼,我不是出差就是在忙别的,没有时间陪他,这次回家我要兑现这个承诺。

张晨随身带着儿子水杯,寄托思念之情。受访者供图

4

一堂毕业后的“社会课”

讲述者:尹艳(化名),初中语文教师,23岁,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经想做一名记者,现居合肥

“非典”时我还很小,没什么记忆,以前我都不知道还有“杀伤力”这么大的传染病。读了《瘟疫与人》之类的书,才意识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疫病,和地震、洪水来临一样,人力很难抵抗,只能尽可能挽回损失。

同学告诉我,一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感染了,我的心不用手摸就能感受到那速度,砰砰地跳。后来老师康复了,可能是比较年轻,30多岁的男老师,长得特别帅。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的妻子在疫情期间(因其他疾病)去世了。

戴教授是一个每天都很快乐的老头,从来没提过太太癌症的事。在校园见到他骑个自行车,很瘦但直挺挺的,风风火火的。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照顾太太,背地里应该也是辛酸的吧。我挺恍惚的,第一次觉得死亡离那么近。

大学时我特别想做记者,但有前辈告诉我,“早就不是那个时候了”。去年我毕业着急找工作,就回家做了私立初中的语文老师。

疫情期间我一直呆在家里,会忍不住想,这份工作是不是特别没有意义?我一直期待参与社会,如果当了记者,可能已经在武汉采访了。做老师除了在上课就是在改作业、处理学生的事。现在线上教学,有些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给吃给穿,其他方面管不到,我真的有种他要废掉的感觉。

跟同事交流,他们会说这是新老师才有的困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教,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前程。

在办公室,她们总聊追星和美妆,很少会讨论社会话题,我也不怎么能插上话。也很少转发文章,感觉朋友圈不再只代表自己。我的朋友圈非常平静,但私下和以前的同学讨论了很多。

疫情好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发现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在中间地带。

尹艳在东湖边(上学期间)。受访者供图

这种感受非常复杂。比如一开始武汉很混乱,微博上很多人骂城市管理者。我觉得事发突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遇到过,不能要求立刻做得完美,各方协调沟通也需要时间。但另一方面,在网络上求助的人是特别痛苦的,就是一床难求,如果发生在我身上,肯定会有被遗弃的感觉。

还有个困惑,人和人价值观不同是不是真的没法沟通?

大学的一个老师在武汉“封城”前两天去了意大利,在国外确诊,刚刚治愈回国。大学室友把消息转发到群里,我看到非常生气,觉得这老师肯定提前知道了消息,怎么能这么没有责任心呢?但我室友辩解说,可能并不知道消息,是很早之前就离开武汉的。

我和她争了几句就没再说话,和宿舍讨论不一样,隔着屏幕总觉得有隔阂。我总觉得她们天然站在老师的立场,帮着找借口。后来我把截图拿去跟一个高中同学讨论,他很直接地问,“你是不是有点‘仇视’特权,觉得别人是凭着资源提前躲开了?” 我觉得挺准确,愤怒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

或许疫情结束,大家回到日常生活里,会把这期间的碰撞和思考通通忘记。我可能也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有些我会记住。如果有一天遇到非要说真话的事,无论代价如何,我肯定要说。

武汉的春天特别美,以前这个时节,我们会避开人流,到晚上偷偷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武汉大学看夜樱。离开武汉后,最怀念的地方就是武大。每次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溜达到武大去,不看地图,毫无目的走一走,东湖很大,有阳光的时候湖面特别好看,亮闪闪的。

希望疫情结束后还能去湖边走一走,什么都不用想。

尹艳曾在武汉大学东湖边拍摄的照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