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支援武汉中心医院医疗队长:曾有7名护士晕倒 濒临崩溃也不能撤

首批支援武汉中心医院医疗队长蔡辉:急救车一车一车把病人拉过来,一车20多个病人。当时医院只开放几个病区收治病人,每个病区只能住七八个病人,病人得一个一个先排着,再领到病床上。还没等到领去病床,一位86岁老人就在急救车上去世了,现实是这样,很残酷。
3月18日,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候诊区,医护人员正在为等待就诊者测量体温。《财经》记者信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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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记者 信娜编辑 | 王小
武汉市中心医院再次失去了一名医护人员。2020年3月20日上午,因感染新冠肺炎,武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刘励离世。一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
至此,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痛失五位员工。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眼科副主任梅仲明和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病毒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医院感染率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管理层反思。
3月20日,首批支援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甘肃医疗队,离开了坚守了53个日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返回位于武汉江岸区的驻地。李文亮生前所在的后湖院区的少量病人,由该院医护人员接手治疗,该院南京路院区已恢复普通门诊及病区。此时,这家140年的医院如何从疫情重创中得以恢复,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截至3月19日,武汉连续2天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人员为零,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自3月17日起,3600多名援鄂医务人员将分批陆续撤离武汉。
甘肃医疗队计划于3月21日离开武汉,返回甘肃。这一刻,医疗队队长蔡辉终于能松一口气。来汉之前,他们已经从新闻里或多或少了解到即将支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严重以及李文亮医生。
对蔡辉而言,自1月28日到达武汉的那一刻,有一块大石头便压在他心头:如何保证参与支援的医护人员零感染。
武汉东湖樱园真是樱花盛开,成片早樱连成浅粉色的烟海。近几日,樱园特别对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免费开放。出于安全起见,甘肃支援队并未前往赏樱,慎终如始,蔡辉称,“留一点美好,留一点想念”。
截止目前,从全国各地而来的3600多名援鄂医务人员新冠病毒零感染,即便身在医护人员一度感染最严重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甘肃医疗队也全身而退。3月20日,蔡辉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详谈他带领137名甘肃支援医护队员在武汉奋战的日子,如何尽最大努力做到了支援队员零感染。
最大压力是保证“医护人员零感染”
《财经》:到达武汉之前,你对武汉的疫情有哪些了解,最担心的是什么?
蔡辉:说实话,从来到这开始,就一直有两个压力,一个是开展医疗工作,另一个是压力是医护人员零感染。
刚开始,压力对我来说很大。对环境、病毒浓度没有心里没有底,对我的队员也不熟悉。
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也没穿过防护服。通过视频练习的再熟练,还是跟实战不一样,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强度。
我很担心,念叨最多的就是,老同志要把年轻同志多带带。这些娃们,要保护好。
《财经》:你们来武汉后看到的情况,和想象的一样吗?
蔡辉:我们1月28日乘飞机,下午一点多到武汉。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通过新闻,以及朋友、同学了解武汉的情况。但跟实际看的还是两回事。飞机一落地,整个机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一个队。那个感觉没有兴奋,是一种肃然。你说沉重不至于,但是空气有点凝重,是真的。
最年轻的队员才22岁。队员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紧张。一路坐车从机场到驻地,大家很少说话,更多是惊讶。
你可能没法想象出,在一个大都市里,是没有车的,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这感觉,这辈子都忘不了,就像是战士到了战场。一下飞机后,这种感觉很真切,透到骨子里。
《财经》:当时是否已经听说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比较严重?
蔡辉:刚到武汉的时候,市中心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不久。我们听说,在这之前,有很多同事倒下了,很多医护人员感染。我们说倒下是说 “中枪”了,不过那时还没有人牺牲。
身边的同事一个接一个感染,医护人员的压力是很大的。一个是面临接诊的压力,需要接诊很多病人。第二个就是,子弹也好,士兵也好,很少。
队友倒下时,对其他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问,“今天怎么没见杨院长”。前面领路的护士很不高兴,回头说,我们杨院长病倒了,隔离了。
我懵了,觉得自己的语气可能伤害到她的感情。我们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并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件事,走在路上,我再和这位护士说话,她不理我了。从这一点上,能感觉到他们的情感。
《财经》:你第一次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当时情况如何?
蔡辉:1月28日下午三点多到驻地,行李是五点多到的。行李刚到,来不及处理,我和队里其他负责人就去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得看看以后要面对的战场是什么样的。
我去看了临时隔的休息区。每个人都很繁忙,有事情完全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去哪个房间,也不知道物资放在哪里。就是到战场的感觉,援兵来了,前线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医院医务部的负责人在现场,可还没有接到指挥部的正式通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病区。但是我们得马上做这个事情。
当天晚上大概5点多,我和杨名院长(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简单谈话确定几件事:一是要先培训,关于诊疗和防护,我们本身也需要实战培训。第二是,商量如何合作。如果中心医院没有太多人力来配合我们,就把一个整的病区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这样我们初步把合作方式确定下来。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染防控标准
《财经》:支援队哪天开始接手工作,当时武汉市中心医院院内感染防控改造情况如何?
蔡辉:1月29日,也就是到达武汉第二天开始培训,下午4点半,培训刚结束,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希望当天晚上能接管病区,因为病人比较多。这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刚刚结束完国家的培训,我们自己还要进行培训,甚至还没时间认识彼此。
挂了电话,我们紧急开会。培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那么紧绷,结果马上就要去病房,突然变得凝重。1月29号晚上6点半到7点,我们一起去中心医院。当晚,接手了一个病区。
当时医院正在改造,也是边摸索边改造。说实话,我们都是综合医院,没有很好的感染防控经验。医疗机构的大楼,不是按照传染病医院设计的。所以改造怎么样才能符合条件,谁都说不上,困难也很多。今天按这个路径改,有漏洞,这样医生和患者会交叉,第二天就要调整。
举个例子,最开始三天(1月28号到1月30号)每天进的门都不一样。第一次是从最侧面门诊的门进去的,第二次换了一个,第三次是从前面的门进去的。医院也在不断地改善感控的路径。说明那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感控路径,也能看出来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财经》: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接手了第二个病区?
蔡辉: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各项工作和生活理顺了,比如排班,车辆进出,队员生活。队员也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再接第二个病区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
2月4号左右,第一个病区慢慢收满了,这时医院提出,能不能再接一个病区。病区是17个房间,刚开始要求疑似病人单人单间,后来慢慢放开。一个病区最多收治42个人,少的时候17个人,每个病区的格局相似。2月5号,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接管了第二个病区。整个过程很顺利。
《财经》:为什么又分出力量去支援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人治疗?
蔡辉:2月7日下午4点多,接到电话,当时武汉处在最难的时候,外面重病病人特别多,需要提高治愈率。所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定点接诊重症患者,而其他支援队还没到。
我们需要抽调30名重症医护人员去武汉协和医院。这都是我们的精兵强将,10个重症科医生,20个重症科的护士。当天晚上6点钟,临时开会,把医生和护士的意向名单理出来,但还没有决定。
那时,我们刚接了一个病区,才开始平稳。这在分出力量,相当于釜底抽薪。我记得送队员去协和西院的时候是,正月十五。吃汤圆的时候,这边一波人吃汤圆,那边一拨人要离开。汤圆是分开吃的。
我们录下一段现场视频。整个视频都是静悄悄的,107名队员送30名队员去另一个战场,去前线的更前线。因为治疗重症患者感染的风险更高,涉及插管,工作强度也更大。
《财经》:有的医疗支援队到达武汉后会先停下来两天,制定院感标准,再开始工作,你们当时紧急上岗,对院内感控方面最担心的是什么?
蔡辉:在我们大部队来武汉中心医院之前,也就是大年三十,一名队员先跟随国家感染组到武汉。他已经提前和院方沟通和梳理了院内感染的防控措施和管理。我们来之前,已经梳理得差不多了,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流程还需要完善。
不论是治疗还是院感,我们和中心医院一直都有沟通。当时大家都很难,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硬提,比如楼道改进的问题,是做不到的。
要有完全独立的通道,门不符合推拉,要换成感应的。硬件的条件如果达不到,提出来是没有用的。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下完善它,比如,隔离区和半隔离区之间,如何摆放座椅、物品等。进出这个区域的人员也需要分批进入,避免病毒浓度过高。
休息区管理上,需要避免交叉感染,这方面,我们会明确提出要求。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什么情况,哪个人是否已经感染。所以要求队员休息区有单独通道,和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尽量不要交叉。
靠什么撑过在武汉的这些日子
《财经》:当时防护物资是否够用,有医务人员说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甚至要用雨衣、塑料袋,支援队有没有遭遇同样困境?
蔡辉:刚到那天晚上(1月28日),我们在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分了组,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比如培训和清点物资。随队带的物资也不少,但如果放开用的话,撑不了一周。
所以刚到武汉,我们就清点物资。因为不知道战线会拉多久,也不知道物资配给是什么情况,就得算着过日子。刚开始用创可贴贴破损的防护服,把塑料袋套在脚上,这些都遇到过。塑料袋主要是套在脚上,是符合防控标准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符合防控标准的,只不过防护物资有优质与劣质的区别,类似面料好坏的问题。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控原则,要按照感控标准来做,这个底线是毫不含糊的,不能把队员暴露在风险中。
《财经》:其实,医护人员在极度劳累,身体透支的情况下,更容易感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蔡辉:中间我们还抽调了30名重症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留在中心医院的医生由一天4班变成一天3班,护士倒班也更勤,平均1.5天到2天就要上一个班。到第三、四周的时候,大家明显处于疲劳状态。7名护士发生不同症状的晕倒,还出现职业暴露的,比如针把手指扎了,也有胃疼的,各种状况太多了。
那时真的到了濒临崩溃的时候,弦不能松,得一直挺着,不能撤退。
大家都到了身体的极限,感染的风险很大。这时国家刚好出了一个方案,让医护人员调休。海南省派了30个医务人员,想加入帮我们换班。我们的情况很特殊,一个支援队分在两个地方。后来协调下,请海南支援队的医护人员把我们在协和医院的队员换回来。
我们也向中心医院申请,将接手的两个病区压缩成一个,统一排班,这样一个医务人员工作一天,能休息两、三天,边工作边调休,才缓解了体力,而且队员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就马上做检查。
《财经》:这个过程应当并不容易。
蔡辉: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容易,武汉的医务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
支援武汉中心医院,快到一个月的时候,2月22日,中心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里面有三个关键点,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看到这个,我们很感动。把感谢信发到群里,大家都很欣慰。
《财经》:现在你们实现了最初的支援目标,支援队全体医护人员也做到了零感染,你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蔡辉:平稳度过接手病区后的第一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1月29日,中心医院本来准备让我们一下子接两个病区,根据现实情况,当天接了一个病区。进入病区先熟悉情况,捋顺以后,再收病人。同时,请医院派了一个医生和护士,因为很多东西不了解。先把这一夜守下来。
当天只收了5个病人,不敢放开。但是那一晚,很重要。一方面,万事开头难;另一方面,也了解实战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后面的医护人员传授经验,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
这一晚,我们制定了防止感染的规则。路径怎么走,从哪里进哪里出,在哪里休息等,还规定要两两进入病区,忘了什么彼此互相提个醒,因为大家会慌的。穿衣服慢一点,脱衣服更慢一点,不要急。
我们说保护队员零感染,靠什么?我觉得要靠管理的细节。你能往前冲,关键是落实细节。队员恐慌,怎么减少恐慌,除了生活保证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就是把工作做细。
《财经》:作为亲历者,你怎么看这次疫情?
蔡辉:疫情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你可能仅看病,看CT片,看不出来。但是从医护人员,从患者的遭遇中,能感受到。
病区第一位死亡的病人,我印象很深,是一位86岁的老人。那晚的情况是,急救车一车一车把病人拉过来,一车20多个病人。当时医院只开放几个病区收治病人,每个病区只能住七八个病人,病人得一个一个先排着,再领到病床上。
还没等到领去病床,这位老人就在急救车上去世了,就是这么快。不知道病史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现实是这样的,很残酷。
《财经》:期间,最触动你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蔡辉:2月13号,病区床位很满,有一位68岁的老太太,住不进来。她有很多基础疾病,我们很担心她的病情。老太太还不知道,她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她儿子和我们说,他爸爸在另外一家医院去世了,他不能再接受妈妈也去世。
我们决定加个病床,等了半天,老太太没来,于是联系她的儿子,对方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在等殡仪馆的车先把我父亲拉走,我才能送母亲来医院。这句话,让我触动很深。
好在,老人的治疗效果很好。2月13号住院,16号病情好转,22号病情就稳定了。后来核酸转阴可以出院了,我们去送她,老太太很开朗。她说,等好了,请你们吃饭。那时,她还是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了。送完她上车,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眼睛都湿了。
通过她能看到这个城市的创伤,很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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