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口述者：阿林（打工者） 阿军（志愿者） 阿兰（留守主妇）
这场疫情改变了太多的东西。比如，生活、人心和相处的模式。
我的老家位于湖北黄冈浠水县，是这次新型肺炎疫情严重的地区之一。因为滞留在家，日渐疏远的邻里重新熟络了起来。我也有机会，与三位乡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
三位对话人分别是：一位滞留在家的普通打工者、一位参与抗疫一线的志愿者、一位在家留守的妇女。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爱心、乐观令人动容。
39岁打工者
迟迟不能回武汉，我会丢掉很多客户
我叫阿林（化名），今年39岁，在武汉搞装修，今年是第八个年头。
我腊月二十回到老家黄冈浠水县，回家前的武汉街头一切正常，几乎看不到人戴口罩。
但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些资讯，特别是看到我所在的小区微信群里，有医生说 “问题比想象的更严重”，我也就有了一些警惕。
此后，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这个病会“人传人”，武汉开建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我愈发感觉形势严峻起来了。
随后，家乡政府也要求大家：“不出门”“不串门”“不集聚”“出门戴口罩”。到现在我都没出过家门。作为从武汉回来的人，我很清楚“不出门”是对家人和乡亲们的保护。
我回家已经40多天了，村里没有出现任何病例或疑似病例。
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监督两个小孩上网课，有空的时候就劈劈柴、打打羽毛球、看看新闻、关注一下疫情动态什么的。
阿林在家中劈柴。
我两个娃都在读书，新学期两人的学费杂费接近3000块，加上房贷3500元/月，家里还有父母，经济压力非常大。
现在，有些事让我很担心。
我是做装修的，需要经常出入各个小区。等疫情结束后，小区出入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方便。
如果迟迟不能回武汉，我会丢掉很多客户，要修复这种关系，无疑需要很长时间。打个比方，我熟悉的一位老客户急着要装修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他怎么可能等我呢？
当然了，这次疫情也让我感觉到，我们村还是很团结友爱的。
比如，前几天大雪压坏了电线，有两户人家断电了。电工进村修电线时，大家都提醒断电家的人要戴上口罩，与电工保持适当距离。
另外，村里有两户人家，主动收集各家各户所需生活物资明细，开车去镇上集体采购，为村民们排忧解难。
最后，作为一个靠打工生活的人，我想说，政府能不能尽快增加检测手段，让身体健康、滞留农村的人员逐步外出务工？
51岁志愿者
我把存折密码告诉女儿，以防万一
我叫阿军（化名），今年51岁，在武汉中建三局工作。
早在去年12月初，念大四的女儿就从网上得到消息，说武汉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肺炎。这让我就想起了2003年我在北京遭遇的“非典”情形，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不简单。
女儿放寒假回黄冈浠水老家，我就在家族和亲戚微信群里提醒：“大家要引起重视，尽量不要外出，当心身体”。
我们公司年底业务繁忙，一直干到正月初一才停工。武汉封城了，我只能留在武汉的家里，每天通过微信和在老家的父母、兄弟和女儿保持联系。
年初一，我在一个兄弟群里看到一个链接，大意是武汉抗疫需要一些志愿者，我有点动心。
我经历了很多事，包括“非典”。我是农村长大的，很清楚老百姓的苦，这么多年以来，我都热心参与各种捐款和献爱心活动。
那天下午，我老婆在别人家里做月嫂回不来，我就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她我想当志愿者的想法。还特意交代她，先不要告诉她妈妈和爷爷奶奶。
此外，我还把存折、支付宝等的密码，告诉了女儿，以防万一。
女儿在电话那头说，理解和尊重我的决定。但我明显能听到她的声音哽咽了。
当天下午2点左右，我成功报名了，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阿军成了一名志愿者。
我的工作是，每天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再把志愿者捐助的物资送到指定的地点。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医护人员的上下班时间变得不固定，有凌晨2点上班的，也有凌晨3点下班的，我需要一天24小时随“接单”。
初二到初九，武汉下着雨，等车的人经常站在冷雨中瑟瑟发抖。由于严格的交通管制，很多道路禁止通行。
年初七凌晨5点，我联系上一位住在新洲（武汉远郊区）的护士。她让我，上午七八点钟到新洲上武汉的高速入口接她。
由于交通管制，兜兜转转，直到晚上8点左右，我才接到她。
这个22岁的小姑娘，和我女儿同龄，入职武汉光谷医院不到半年。春节期间回新洲老家休假，单位要求她当天上午12点必须到岗。“情况紧急，医院的几个姐妹都坚持好几天了，没有替换的，非常疲劳。”她说。
她连续几天联系车辆返城，都没成功。她本来凌晨4点包了一辆车去单位，但中途被告知该车不许进武汉城区。
你要晓得武汉的冷，跟北方的冷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姑娘家，当时就站在那个施工围挡后面的角落里。
我看到这个情形，眼泪都下来了。最后，夜里9点多把她送到单位。
我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1点半，匆匆煮了一碗面条吃了，这是我当天的第一餐，然后洗澡睡去。
我从大年初一干到正月十九，经历得太多。我想说，紧要关头，我作为一个武汉人，尽自己一份力，其实也是救自己，与“英雄主义”无关。
58岁留守主妇
我种田惯了，天天歇在家里闷人
我叫阿兰（化名），今年58岁，我没有念过书，一直在家种田。
腊月二十九，我在池塘洗衣服听人说有这个病毒的，还很严重。我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有心脏病，之前做过手术。
回家后，二爷对我说：“以后没事不要出门，这个病最爱光顾你们这些本来身体就有病的人。”
我不识字，我就每天早上问二爷，今天多少人又得了这个病？二爷爱理不理的，我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她让我看电视了解情况。
我平时很少看电视，但最近天天看。虽然新闻说的不能全懂，但看到那些医院、病床和医生，我感觉这个病真的很厉害。
现在，我连去菜地摘菜都戴上口罩。我都是早上6点起床就去摘菜，早一点出门，碰到的人会少一些。
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喜欢串门和人聊天。我种田种习惯了，这样天天歇在家里，很不舒服，很闷人。
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病毒对我也有一个好处。我在农村节约惯了，一般在田里做完事，就去池塘里洗一把脸、洗个手，然后回家做饭、吃饭。我不想开家里的水龙头，也不用洗手液洗手，这样太浪费水了。
现在不一样了。我儿子说了我，讲卫生对预防这个病很重要，要我以后多洗手，洗干净，不要再想着节约那点水了。我一天要洗4-5次手，没事就打扫家里的灶台、门前屋后的卫生。
阿兰变得更讲究卫生了。
对了，听二爷说，这个病毒与吃蝙蝠有关。我就想不通，为啥现在的人这么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记得我还在娘家的时候，我们割柴、插秧，经常碰到斑鸠、乌龟、螃蟹、鳝鱼，还有蛇。你看看现在，我都很少看到这些东西了。
我想说，要根治这个病毒，科学家和医生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治人的贪吃病。一些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吃，这些人需要好好治治。
文/图：姚华松（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整理：南都记者 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