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下乡记:公益项目负责人要求撤掉村庄内所有的公共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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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村民,陈立雯除了告诉他们垃圾分类的好处,还需要向他们演示具体如何分类。(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13日《南方周末》)
让东阳乡干部和村民没想到的是,在推动垃圾分类之前,陈立雯居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撤掉村庄内所有的公共垃圾桶, “那垃圾不是丢的满地都是?真的行得通吗?”
希望“零废弃村落”作为公益组织,能促进当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让村庄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一个持续性的管理机制,村民作为核心,当地政府联动,我们提供支持。”
时隔近20年,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舵阳村的村民大会,在2019年5月28日这天,为垃圾分类重新开了。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承诺,参加大会的村民一人领一把伞,村民们就带着娃、牵着狗,赶到村里有数十年历史的礼堂中。
大会上,东阳乡领导班子、舵阳村干部、公益组织、垃圾回收企业代表悉数参加,动员村民做好日常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
“我们舵阳在垃圾分类上怎么能落后隔壁村?今天把垃圾分类做好了,有毒有害的东西不会被吃到肚子里,子孙后代就有福了。”东阳乡乡长刘德意对村民讲道。
据悉,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项目,将于5月28日,在包括舵阳村在内的东阳乡所辖1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
近年来,各省市相继推出了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农村垃圾分类。2018年8月,江西上饶市政府发布垃圾分类的实施方案,该文件对农村垃圾分类做出了具体要求:“(市农工委)牵头负责全市农村(含乡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和措施,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因地制宜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当年12月起,东阳乡的12个行政村作为试点村,开始进行农村垃圾分类的积极探索和试验。
乡书记请来了留学生
东阳乡12个行政村的村委会办公室,都有一张关于村民垃圾分类回收的统计表。统计表上写着日期、每一户村民的姓名和垃圾是否按规定投放的评价结果。
每天早上,村委会当值人员会走过村中每一户人家门口,掀开家门口摆放的两个垃圾桶,检查头一天这家人是怎样倒垃圾的——不符合垃圾分类标准的,当值人员就会和家中人说清楚他们错在哪里,垃圾应该怎么放,并在考核表上做上登记。
这套方法,是东阳乡干部主动找到“零废弃村落”公益项目负责人陈立雯,从公益组织那里学来的。
“2018年11月,他们从上饶来河北看我们做的村庄垃圾回收项目,王书记就邀请我去东阳乡,参与当地垃圾分类工作。”陈立雯回忆当时的场景,而东阳乡党委书记王青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东阳乡早就想做农村垃圾分类的事,“但是我们没有经验,也缺乏技术指导。”
对于“零废弃村落”来说,与东阳乡的合作,则是看中了与乡镇合作垃圾分类的机会,一个更大范围的农村垃圾回收的“实验场”。
在此之前,陈立雯曾在加拿大、美国学习环境保护与垃圾分类相关课程,2017年回国后,她在河北、浙江的两个村庄中展开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
“我小时候,厨余垃圾几乎都能就地消化掉,用作喂养牲畜的泔水,或者用于种田的肥料。在没有塑料制品的日子里,大家也都不需要垃圾分类。”陈立雯回忆道。
然而,随着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的改变,很多农村已经无法实现生活循环,固体垃圾越来越多,村民们习惯将固体垃圾混合后,随意堆放至低洼处、河道边或农田里,进行简单填埋或露天焚烧,多数乡村都没有垃圾管理体系。
但让东阳乡的干部和村民没想到的是,在推动垃圾分类之前,陈立雯居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撤掉村庄内所有的公共垃圾桶。
让乡干部疑虑的是,撤了垃圾桶,“那垃圾不是丢的满地都是?真的行得通吗?”
但陈立雯有她的构想,农村垃圾分类回收有自身特点,不应该走城市那种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的管理,最好能够从源头开始,把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与不可腐烂,再进行分类处理。也就是说,把农村的厨余垃圾先分出来,能在村里堆肥就堆肥,无法处理再清运出去。
好处显而易见,既减少了送到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也降低了农村厨余垃圾对环境的危害。
虽然乡干部和村民都有疑虑,但他们还是同意了“零废弃村落”的建议,最早在东阳乡龙溪村进行试点。
2019年2月,乡政府出资将龙溪村里公用的垃圾桶撤掉,同时将村民在家中日常使用的垃圾桶,换成将垃圾分类放置的黄、绿两个桶:绿色的垃圾桶用来装如剩饭剩菜一类“可腐烂”的垃圾,黄色垃圾桶装塑料袋、矿泉水瓶一类“不可腐烂”的垃圾,再在桶上写上每一家的名字以供监督。
与此同时,每隔一天,垃圾回收公司聘用的公共卫生人员上门将每家两个桶里的垃圾集中收集起来,可腐烂的部分留在村庄里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沤肥,不可腐烂的垃圾就由运输公司运到统一处理点。
乡政府还需要在行政上指导村委会工作。村里所做的工作,是将村民垃圾分类的情况做详细的记录,在村里人人都能看见的信息公示台上建一个“红黑榜”,表扬做得好的家庭。
东阳乡龙溪村垃圾分类的所有工作,需要村民、保洁公司、乡政府和村委多方的参与。如何与当地政府进行配合,也是“零废弃村落”作为公益组织做出的积极探索。
挫折与尝试
2017年回国后,陈立雯先后在河北保定的南峪村、浙江金华的马宅村开展过垃圾分类工作。
两个村子都践行了她对于农村垃圾分类的根本思路,打破原有的垃圾收运和处置体系,搭建好农村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体系,实行农村生活垃圾的定时定点分类收运。
其中的难点和在龙溪村遇到的情况类似,个别村民拒绝分类、收运人员的不理解等等,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反复向村民普及垃圾分类原则。
在南峪村和马宅村,陈立雯会挨家挨户去村民家中,教村民如何使用两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日常生活中,哪些垃圾放在黄桶里等待上门收走,哪些垃圾应该放在绿桶里,进行堆肥处理,重回田地。
在相关报道呈现的视频中,能看到陈立雯上午随着收垃圾的清洁工人,来到村民家门口,看村民如何倾倒垃圾,并用钳子将分错的垃圾翻拣出来,晚上则去那些不为所动的家庭上门走访,讲解垃圾分类。
这套方法被称为“白加黑工作法”,陈立雯认为垃圾分类教育没有捷径可走,要做这样的知识普及,但最终南峪村和马宅村的垃圾回收项目没有继续推行下去:公益组织离开没多久,村庄中刚刚分开投放的垃圾,就又合起来收运了。
分析失败原因,陈立雯多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垃圾分类的成功不是单一因素,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结果,一个村子的垃圾分类推起来,无法形成一个地区的垃圾分类氛围,反而让这个村子显得另类,很容易就被周围环境同化,是这件事不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原因。“不能持续的案例不叫成功,孤例的成功也不叫成功。”她说道。
因此,在南峪村、马宅村的实践之后,陈立雯认为农村垃圾分类,需要以村带镇,从更高层面进行推动。与城市社区部门之间的掣肘相比,农村地区的垃圾回收工作只要依靠乡与村的行政手段,就能有效推行并持续下去,“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实验,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最终还是要依靠行政的手段去推进、落实。”
给陈立雯和东阳乡搭桥的是上饶市广丰区农工部时任部长陈国健,在他的推动下,东阳乡和陈立雯的合作“一拍即合”。
2019年开春后,东阳乡垃圾分类工作进行到了第二个村庄清淤村。
为防止村民出现“惰性”“侥幸心理”的情况,乡政府开始要求村干部每天都要走过每一家门口,翻开每家每户的垃圾箱做检查,再与出错的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头几天去,在村子里转一圈都需要花上2-3个小时。直到将近一个星期后,这样的情况才慢慢变好。”清淤村村支书管宝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9年,东阳乡向各个村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以巩固垃圾分类的成果:每次垃圾分类考核结果要进行全乡通报,顺数第一名的村作典型经验介绍,倒数第一名作表态发言,并计入全年总成绩。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年考评工作获得前三名的村,分别予以8000元、6000元、4000元奖励,对全年考评倒数第一、第二的村分别予以6000元、4000元的处罚。对于考评全年倒数第一的村,取消全年各项评先评优资格。
除此之外,对表现突出的村干部,东阳乡也会予以奖励,而倒数的干部,则要被通报批评。“无论是村民,还是需要被考核的村干部,谁也不愿意落在后边。”王青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第八届阿拉善SEE生态奖的评审环节中,“零废弃村落”项目因为可复制的特点,受到评审组的关注。(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村民的意识与希望
2019年5月28日的舵阳村动员大会的场面,对于几位新加入“零废弃村落”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场面。
陈立雯作为公益机构的代表,向村民们详细讲述了塑料微粒对人体的危害、如何做好垃圾分类等知识后,刘德意又以一种与陈立雯截然不同的语态,向台下的村民作了动员,“那些大城市做得没我们好,北京上海就来向我们学习,明天村子里修路,就修到自己家门口,你们说,垃圾分类这件事,我们应不应该做?”
“平时与村民的交流和指导,更多是村干部,他们更加熟悉当地的环境,也会说当地的语言。我们的工作,更多还是在村委层面,与他们交流。”“零废弃村落”工作人员赵宇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赵宇虹曾是北京一家媒体的编导,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乡村的生活。
而在王青海和多位村支书眼中,垃圾分类也增加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清淤村、管村还是舵阳村,将大家集合起来开村民大会,大多都只存在上个世纪的记忆中。“但每天走一圈后,村中的大事小事,也都能顺带一起解决掉。”村支书们这样说道。
多位村民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时更多是村干部监督他们,“也没多难,什么该分什么不该分,多倒两次就会了。”管村的两位村民表示,“能让村里的居住环境变得干净起来,这点小事没什么关系。”
在陈立雯看来,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号召居民改变生活习惯,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都涉及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公共治理体系的实验和创新。历经多个乡村实验后,她发现,如果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够借助行政力量、变成行政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它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研究发现,目前全国对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收集处理的意义还没有认识到位,推进的进度也不一。
常纪文认为,当前农村面临的最大污染,是面源污染,包括生活垃圾、污水等各种污染物缓慢地在土壤圈、水圈内扩散,致使土壤、湖泊、河流、滨岸等生态系统都遭到了污染。只有在当地进行垃圾分类,对垃圾的排放进行减量,才能持续有效地缓解面源污染带来的问题。
“农村地区垃圾分类的意识培育需要长期培养,实施的成效也和村镇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另外,如何制定对村民的奖惩制度,也需要具体分析。”常纪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最新消息,东阳乡与陈立雯在垃圾分类上的合作,已经在广丰区的范围内开始推广。
陈立雯不再担心垃圾分类在村庄中推行的力度,而是希望“零废弃村落”作为公益组织,能促进当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让村庄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一个持续性的管理机制,村民作为核心,当地政府联动,我们提供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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