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 陈城
据韩国媒体报道，电影《素媛》中的变态强奸犯原型赵斗顺即将于明年出狱，但根据他在狱中所做的心理测试，他出狱后再次犯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按照韩国目前法律，已无法再给赵斗顺增加刑期。
不少韩国网友对释放赵斗顺非常焦虑和不满，“反对出狱”、“公开身份”、“化学阉割”的呼声很高。近年来，我国儿童性侵犯罪也频繁发生，如何防止性侵犯罪及再发性性侵犯罪的讨论，对我国也有现实意义。
已有多国采用“化学阉割”，也的确有效果
据报道，赵斗顺在狱中一直定期接受心理治疗，但在即将出狱的关键时刻，其最新心理测试结果却显示他再次犯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作为补救，韩国法务部想在赵斗顺出狱后对他额外增加100个小时的心理治疗课程。
性侵罪犯的再犯罪率较高，100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显然不能安抚公众的忧虑。强奸一律死刑不可能，那还能怎么办？有人建议实行“化学阉割”。
“化学阉割”是通过调节男性荷尔蒙机制来抑制性欲的治疗方法，具体实施方式是对罪犯使用控制内分泌的药物，抑制其性欲，但不会使其丧失性能力。在对性变态者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治疗，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减弱性欲。
赵斗顺的出现，直接推动了韩国对性侵犯罪施以更严厉的处罚。2011年，韩国开始实施对儿童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的法律，成为亚洲第一个引入化学阉割的国家。
有论文指出，美国一项对600名性犯罪者的跟踪调查显示，一般情况下的再犯率在30％~50％左右，而化学阉割后的再犯率降至8％。
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四国的统计数据显示，采用“化学阉割”的惩罚手段后，当地性侵儿童的案件已经从40%减少到5%。德国1997年的研究显示，1970年至1980年间接受化学阉割的104名性侵罪犯中，再犯率仅3%，未受化学阉割者再犯率却是46%。
以上诸多数据显示，化学阉割对于降低性侵犯罪的再犯率却有作用，这也是部分国家选择对性侵犯罪施用化学阉割的原因所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引进这一手段？那是否以后给赵斗顺这样的人统统使用化学阉割就解决问题了？
《素媛》剧照
中国没有引进，是因为化学阉割还有不小的争议
化学阉割制度自诞生伊始就有争议。化学阉割有效果，但注射这些药物，对人体也有副作用。有医学专家认为，化学阉割除了可能造成当事人的女性化倾向外，对肝脏及心脏也有影响，容易引起糖尿病和肝脏病变等。
进行化学阉割时，注射或口服的剂量也要严格控制，一旦过量，接受者可能一辈子丧失性功能。有法律人士认为，生命健康权是个体拥有的最基本权利，对犯罪者进行惩戒可以，但不能剥夺这项权利。
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化学阉割会让罪犯受到刺激，产生反作用，使其变本加厉。
实际上，也有研究对化学阉割的效果提出了质疑。据加拿大学者汉森对近2.9万名性犯罪者的跟踪研究，在4到5年内，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概率为13.4%；在15年到25年内，性犯罪者尽管曾接受化学阉割，但再次犯罪率却高达35%至45%。
基于这些原因，即使是引进化学阉割的国家，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化学阉割也往往只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恋童癖的累犯。
在呼吁中国引进化学阉割之前，得先了解争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探索。
中国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还存在诸多不足，引进化学阉割未必是首要任务
在专题《那些对“儿童性保护”毫无知觉的中国家长》中，我们曾指出，不少家长对性教育一窍不通，对真正的性教育却如临大敌，以至于很多儿童对性侵意识淡漠，甚至被侵犯了也不知道。
除了性教育程度差，中国法律对性侵行为也缺乏足够的重视。比如偷窥甚至偷拍裸照等行为，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情节较重的，按照法规最多不过十日以下拘留，及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样的惩戒措施，显然是无法震慑那些有偷窥倾向的色情狂，但这样的行为，尤其对于未成人而言，伤害巨大。
再比方说，大陆男歌手红豆在1998年到1999年间先后猥亵了7名男童这一典型案例，在东窗事发后，他被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但他于两年多后就获假释出狱。
此外，对于性侵未成年罪犯刑满的处置，在国内也并不完善。他们如何重新进入社会，又应该如何避免再次犯罪，也缺乏全局意义上的规定制约。
美国的“性犯罪加害人登记与公告制度”——《梅根法案》规定，通过公众网站、报纸、宣传手册或其他的形式，把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和犯罪事实等告知社区的居民，让公众知道犯罪分子的信息。韩国的做法更为极端，在“电子监督制度”下，性侵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被佩戴“脚环”，接受全程化的监控。
韩国一名性犯罪刑满释放人员正被戴上电子脚环
即使有人觉得“公开信息”过于激进，也可以先做好“信息登记”。所谓“登记制度”，是指由政府主导，要求性犯罪者定期向政府部门登记自己变化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家庭住址、电话等。这些信息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对外公开，便于政府管理。
越是文明的社会，对性侵犯罪的容忍度越低，不过打击犯罪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惩罚有必要，但矫正和预防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