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潘湖中国剧作家黄嘉谟

黄嘉谟
黄嘉谟:1936年任艺华影业公司编剧,编写电影剧本《喜临门》、《化身姑娘》等。1944年为中联等影片公司创作电影剧本《凤还巢》。另外,1933年底黄嘉谟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认为“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该理论推崇影片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抨击左翼电影内容空虚、贫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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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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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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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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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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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黄嘉谟 黄嘉谟是中国著名电影编剧,电影理论的主要提倡者,笔名贝林。1916年生于福建晋江潘湖湖口田洋后迁随母迁居广西都安,聪明早慧,根据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改编为九幕悲剧,1925年由厦门思明报社出版,1928年由上海第一线书店再版。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他翻译的美国现代短篇选集《别的一个妻子》,内收《别的一个妻子》(S.Anderson)、《邂逅》(J.Hopper)、《维也纳的熏炙品》(H.W.Brecht)、《两个杀人者》(E.Hemingway)、《北地艳迹》(O.LaFarge)等5篇小说;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出版他编写的六幕话剧《芙蓉花泪》。青年时代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专业,接触国家档案,洞悉列强侵华阴谋,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翻译官。 三十年代,黄嘉德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师。黄嘉德、黄嘉音、黄嘉谟兄弟所编的《西风》以介绍西方文化为主,除文艺小说外,多半是翻译美国杂志文章,模仿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黄嘉谟活跃于上海的编剧界,担任电影《三星伴月》编剧。1933年3月,与刘呐鸥等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月刊,身为现代派作家,宣称“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坚持电影的“软片”性质,推出《花烛之夜》、《化身姑娘》、《人道》和《粉红色的梦》等影片。在《现代电影》《矛盾》月刊、《明星半月刊》发表《现代的观众感觉》《电影之色素与毒素》《最近国片一览》《映画〈春蚕〉之批判》《中国有声电影与当前的音乐问题》等文章。但在当时便遭到左翼影评人的严厉批评,更被后来大陆的正统电影史所排斥 1933年底发表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认为“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该理论推崇影片的艺术性和娱乐性,抨击左翼电影内容空虚、贫血。复旦大学博士后盘剑2005年发表《娱乐的电影论-黄嘉谟的电影观》指出:“没有特定的政治意识和倾向,但绝非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和倾向的表达,其中可能还包含着一种可能更接近电复印件质的艺术观念,和更具现代性的大众文化意识,可能对我们今天的电影和文化建设有所启示的观念和意识。”
1936年任艺华影业公司编剧,编写电影剧本《百宝图(1936)》《喜临门(1936)》《海天情侣(1937)》《满园春色(1937)》《化身姑娘(1939)》《王先生夜探殡仪馆(1940)》等。1944年为中联等影片公司创作电影剧本《风还巢》。担任《王先生夜探殡仪馆》编剧。《王先生》最早由天一影片公司1934年根据叶浅予同名连环漫画改编而成,主演汤杰为了与漫画中的王先生形象逼肖,还特意拔掉了三颗门牙。1935—1940年,接连拍摄《王先生的秘密》《王先生过年》《王先生到农村去》、《王先生奇侠传》、《王先生生财有道》《王先生吃饭难》、《王先生与二房东》、《王先生与三房客》等,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拍摄影片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系列喜剧电影。抗战胜利,奉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1947年,调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专员,转劳工保险部主任,主编《劳工保险月报》。1955年,担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助理研究员,参与外交部档案之整理。鉴于英美对台湾煤矿之觊觎,撰《甲午战前台湾之煤务》。见美国官商与日本之协谋台湾,撰《美国与台湾》。痛英国之窥伺滇黔,诱我边氓,撰《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凡此三书,勾稽故纸,搜秘海外,征引之富,考证之详,使幽昧隐蔽之国际史实,一一阐明,学界蜚声。1966年,晋升研究员,担任研究所图书馆长。
黄嘉谟书1989年,先生届龄退休,然著述之志不衰,移其爱国之心于桑梓,发为文章,于广西人物政务,发潜德之幽光,明一代之掌故,刊载于《广西文献》季刊,世多称之。白崇禧晚年,自述生平,然忧谗畏讥,未能畅所欲言。先生取材于政府公报、各地报纸,编成《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都二十余万言。八桂子弟之血,染于五岭及山海关间者,久已为人淡忘,得先生此书而碧光复灿,其功不仅在史学而已。
2004年4月26日逝世,享年88岁。与夫人李月淑有子女四人:长子黄乃昱,国立政治大学学士,美国伊里诺州立北区大学硕士,服务于美国商界。孙黄光睿、黄光宇,均就学美国。长女黄雪荭,毕业于台湾大学,任职于台大附设医院。次女黄韵笙,毕业于政治大学,任邮政分局长。三女黄韵霜,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硕士。
著述涉及文史理工众多领域,被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的有《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1961,1982再版)《美国与台湾》(1966)《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1976)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1988)、《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1994);刊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有《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1969)《马沙利使华的活动》(1973)《英人厦门小刀会事件》(1978)《美国与台湾: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1979)《石达开幼子的结局问题》(1980)《马君武的早期思想与言论》(1981)《台中县及南投县有关台湾史料史迹的初步调查报告》(1984)《清季的广西边防》(1985)《清代前期的广西边务》(1989)《广西新军与辛亥革命》(1992)被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的有《劳声寰先生访问纪录》(1988)《潘宗武先生访问纪录》(1992)。还有论文《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第36卷第6、7期合刊,196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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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电影

黄嘉谟凤还巢 (1944)
王先生夜探殡仪馆 (1941)
化身姑娘 第三集 (1939)
化身姑娘 第四集 (1939)
海天情侣 (1937)
并蒂莲 (1937)
满园春色 (1937)
喜临门 (1936)
百宝图 (1936)
化身姑娘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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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作词

黄嘉谟何日君再来
岁月悠悠
怀春曲
相思曲
长亭十送
云裳仙子 (一,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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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

黄嘉谟1世天麟黄权-2世黄仕龙-3世均玉黄福-4世黄长逊-5世黄真赐-6世黄尚德-7世黄天伦-8世黄日章-9世黄一鲁-10世黄魁南-11世黄振宇-12世黄锡衮(又名炳朱)-13世黄芳琮-14世黄志商-15世黄正秋-16世黄高升-17世黄伯爱-18世黄鸿恩-19世黄沧海-20世黄嘉谟-21世黄乃昱
老上海名人黄嘉音、朱琦夫妇在宁夏
南台
从《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中读到 方晓蓝先生的文章,知道黄嘉音先生是老上海的“名人”,是“三四十年代很有才华的编辑和出版家”,是“一代才人”。还知道了他曾与其兄合编过介绍欧风美雨的《西风》,与夫人合编过在老上海有影响的《家》,主编过《西风副刊》,还编过《申报》副刊和《文汇报》彩色版。再后来,“摔倒在黄浦江畔”——右派了,接着发配宁夏,终于“葬身西北”。
方晓蓝先生不知道他到宁夏后的情况,我却知道——因他曾是我的老师。
他是1959年后来到宁夏的,分到宁夏南部山区的海原县中学工作,其时我刚到海原中学上初中。宁夏,是中国的西北,海原县,是宁夏的“西北”——当然不是指地理位置,而是指发达程度。1959年全县的最高学府是县城的中学,却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在一些人眼里,大约该算是个“合格”的发配地。
他们来海原时夫妇俩加上三个孩子共五口人,住在学校相当于普通两间面积的一个大通间房里。在地广人稀的西北,这不算宽敞,然而他们似乎还满足,至少表面上从来没有过抱怨,或者是头上有“紧箍”的原故吧?
三个孩子,老大叫黄立钧,老二黄立行,小女叫黄丽丽。刚来时,海原县还没有高中,已经高中生的黄立钧只好重读一年初三,再从外地上高中、大学。自然是很有才的,虽然上的是数学系,但宁夏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替《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听说就是他的手笔——当然只是听说。老二也幸也不幸,幸的是赶上了海原成立高中,不必远赴到外地,不幸的是其时上学已经和“出身”很有了联系,考了几年都没能进得了大学门,当然不会是学习好坏的原因。后来只好在父母所在的中学农场当农工,大约是感到前途渺茫,“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了断,离开了人间。很遗憾,不仅是一个年青生命的夭折,更大的打击只怕还在他年迈而又多难的母亲——已经失去了丈夫,再失去儿子,等于给她心上再插一把刀。小女高中毕业后也与大学无缘,与一知青结了婚。当然,也不会是因为学习好坏,因为中学时大家都承认她很聪明。
黄嘉音初来时给我们代美术课,后来“低标准”了,学生没力气上课,上面指示要“劳逸结合”,美术“逸”掉了,他便专职当学校的保管员,工作对象是教具、体育用品及劳动工具,并兼打铃,即方先生说的打“钟”,那个物件与喇嘛念经时摇的铃一般大小,叫“钟”勉强了点。黄先生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的认真:学生们重视的是数理化,美术课不当回事儿的,但他认真地教,仿佛主课教师似的;当保管也认真,特别是回收工具、教具时的清点工作,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那种认真,绝不是犯人在管教干部跟前的表现,而是从本性里带来的,忘了身分只记着一个“该”字的认真。我们当然听说过他过去曾很了不得,那么现在干这种只有没文化的人才干的简单的工作还不颓丧还要认真就很有些可悯有些可叹有些可怜有些说不清似乎还有点儿可敬。再后来不见了,很久才听说去黄渠桥农场(宁夏平罗县境内)劳动教养;再再后来,就听说离开人世了。方先生说“死在狱中”,不确,是劳教农场。“劳教”和“劳改”还有区别。但方先生说“不是病死”,和我们听说的一样,自由人在那个时候也饿倒了不少,况一个各方面受限制的人。
他夫人朱绮给我们代地理课,课余,还兼刻蜡板,我们的课本有时不很全,全校要补充的所有讲义、练习、试卷都是她刻,即使在当时,我们这些很少动脑筋想什么的中学生也奇怪,那么多,她怎么刻出来的?常见她右手的指头上缠着白胶布,大约是为了抵御铁笔的冷硬,她头上那顶看不见的帽子阻止了我们和她交流,但看她那么孱弱,心里却也悄悄地同情。她很少讲话,学生们都知道她是右派,所以心理上便有些幼稚的不尊重,上课时纪律也不很好。为此,她有一次发了脾气,很严厉地批评同学们,大家觉得奇怪,一个右派,也敢如此发脾气?但她说的实在都是理上的话,所以同学们虽不言语,心里却是服的,倒敬了她几分。“文化大革命”中,她当然是少不了要挨斗的,我那时已在外地上学,听母校的小同学说,因她是“死老虎”,同学们只是尽批斗的义务,觉得不斗右派怕人说不革命,倒并不把她做重点。后来,听说她捐了三万多元钱“抗美援越”,说越南大使馆还给来了感谢信和证书,听的人都目瞪口呆,猜测她是为了表示进步,并不和“帝修反”一条心。再后来,听说她退休回了上海,以后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回想他们夫妇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刻的倒不是苦难。黄嘉音先生比较难得的是“认真”二字,先前的认真可以理解,后来当保管员也认真,就觉有点迂;朱绮的可敬在不把自己不当人的自尊自重,她在海原几十年,是沉默的几十年,从不诉苦,从不作践自己,我们从那沉默中看到了不屈。
既是老上海的“一代才人”,或许有人想知道他们在宁夏的事,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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