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国民党财政局长向军管会“投诚”:潘汉年可证明我身份

胖虎爱唱歌
3月前  
自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后,仅仅用了16天就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打败了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军。
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为了顺利接收城市,稳定城市秩序,党中央在上海解放的同时成立了上海军管会。
军管会代表顾准(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等人负责财经领域的接收工作,上海市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它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因此接收工作尤为重要。
在所有的部门当中,上海财政局的接收最为关键,因此顾准第一个接管对象就是上海市财政局。
很快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出来交接,刚见面时,汪维恒就提出一个要求,要求与顾准找一处没人的地方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按理说,作为被接收的对象,汪维恒是没有提要求的资格的,难道他是要私下贿赂?
顾准本来不想答应这个请求,但是他看汪维恒也不像是那种人,如果汪维恒不配合交接,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同意了。
汪维恒将顾准带进了局长办公室,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跟顾准说了一件事:“我是中共地下党,于1924年加入党组织,受党组织委派打入到敌人内部。”
顾准脸色当时就有些凝重了,又表示难以置信,你一个堂堂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怎么可能是地下党?如果你是地下党的话,在他前来做接收工作前,应该会有人通知的。
顾准心里想,这个汪维恒是不是一个政治投机者,见共产党取得了天下,然后开始倒戈?
汪维恒见顾准一脸的疑惑,就简单说了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了一句:“可以打电话给潘汉年,他是知道我的。”
潘汉年是上海市的副市长,以前也是负责隐蔽战线的,顾准见汪维恒敢让他打这个电话,就知道汪维恒的话可能是真的。
很快,顾准拿起电话,拨通了潘汉年副市长的电话,将汪维恒的身份上报后,不久顾准错愕的脸才松弛下来。
挂了电话,顾准紧紧地握住汪维恒的手说:“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激动得一连说了三句同样的话。
当前的首要工作依然是上海财政局的交接工作,在交接完成后,顾准就按照电话里的指示,派专车将汪维恒送到潘汉年那里。
汪维恒可不是空着手去的,而是将他从台湾带回的军事情报以及美军顾问团活动情报等,亲自呈交给了潘汉年同志。
这只断了线的风筝,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在上海解放三个月后,汪维恒正式担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主要负责加强土地管理、进行土地登记、整顿地价等工作。
汪维恒在共产党政府任职的消息传出,让很多以前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都感觉到不可思议,说起汪维恒一直在国民党军需系统工作,按军衔来说,还是个少将衔,这样的人不给抓起来,反到当了大官,实在是看不明白了。
当他们了解了汪维恒的事迹后才知道,这个人真是不简单。
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的他,接受过新式的教育,在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当过老师,想要用教育救国,后来又投笔从戎,到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军队中当一名军需官。
本来普普通通的人生,却因为认识了一名共产党人而变得充满传奇色彩。
在宁波参军期间,汪维恒与共产党人张秋人相处甚好,不但相谈十分投机,还经常书信往来,互相引为知己。
张秋人
张秋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到宁波地区从事宣传活动,与汪维恒是同乡且是同学,张秋人就给汪维恒传述革命思想,使得汪维恒感触很深。
1924年,汪维恒在张秋人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都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汪维恒于是也加入了国民党。
在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发动北伐起义时,汪维恒脱离军队,回到家乡诸暨,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他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在台州一带整顿国民党党务,并负责改组国民党县党部。
在表面上为国民党工作的时候,他也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号召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革命中来。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进行清党,汪维恒被中共宁波地委任命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来调往诸暨县担任中共县委组织部长,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这个小学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地下县委机关。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的各地党组织都在积极准备发动暴动,诸暨县委也一直在准备,然而就在他们快要行动时,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暴露了。
诸暨县委一位党员教师在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擦枪走火,打到了自己的妻子,当场毙命,出了人命可是大事,又是枪打的,这个意外很快将同志们暴露。
诸暨县老照片
为此诸暨县委当即决定: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走避。
县委书记金城指示汪维恒,让他到南京利用原来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打入到国民党内部,潜伏下来,先保存自己,然后寻找时机联系组织。
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在的很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很多同志被捕被杀,或者躲了起来,而汪维恒则自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将来一定能够跟组织重新联系上。
1928年9月,汪维恒冒着危险来到南京,找到自己曾在军需军官学校时的老熟人,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
陈良一向很欣赏汪维恒的正直,军需系统可是一个肥差,人品不行的人根本无法胜任。
陈良此时见到汪维恒前来投奔,当即给他安排到国民党军需署研究所学习,学习三个月结业,又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担任少校军需科长。
淞沪抗战爆发时,汪维恒随87师到前线参加作战,因为担任军需官期间为人清廉,工作出色,受到上级和同僚的一致认可。
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黄埔系的胡宗南快速崛起,亟需扶植自己的势力,就让陈良推荐一位年轻有为的军需官,陈良借机推荐了汪维恒。
汪维恒是一个十分注重仪表却不追求时髦的人,尽管只有一米七的个子,但是颇有精神气,平时站立挺直,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是不怒自威。
中间为胡宗南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抽烟、不酗酒、不乱搞男女关系,这样行为作风,深受胡宗南的信任,在抗战期间,汪维恒随着胡宗南转战河南、西安等地,建立后勤补给基地。
在获得胡宗南信任的同时,汪维恒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一方面等待党组织的联络,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尽自己所能去救助、转移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以前诸暨县委书记金城等人。
直到1938年8月,经李克农同意批准,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才找到了汪维恒,尝试与其建立联系,很快汪维恒就给党组织做了一件大事。
1943年,鉴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后对日本展开的一系列反击,蒋介石认为日本战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秘密策划剿共。
蒋介石反共之心早已暴露,只不过迫于各种压力,一直未能付诸行动,在抗战期间,他一直让最信赖的将领胡宗南调集大军对延安形成包围状,一旦时机成熟就对延安进攻。
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一次良好的时机,当年7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兵遣将,准备对延安发动秘密军事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延安这个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指挥中枢拿下。
胡宗南立即开始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胡宗南军需局局长的汪维恒接到调配武器弹药补给的时候,就推测出来胡宗南要有大动作,西安一带没有抗日战事,很明显胡宗南是要对延安动手了。
汪维恒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借故赶到重庆,找到党组织汇报这个情况,负责与汪维恒联络的钱之光知道事情重大,很快把他送到红岩嘴13号。
这个红岩嘴13号这可不是普通的地方,这里是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经常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汪维恒到了红岩办事处后,见到了周恩来,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布防和调动的情况,这个信息对于中共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中共中央经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综合研判,胡宗南可能要对延安发动进攻,因此在军事上进行积极布局,在舆论上展开进攻,当时蒋介石见到八路军已经有了准备,突袭延安计划完全丧失了价值,也只好宣布取消行动了。
汪维恒在大革命时期入党时没有党证,在遭受反革命政变时,也失去了党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维恒重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八路军驻重庆的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送交党组织。
不久之后,由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红岩办事处仓促撤离,钱之光担心汪维恒的入党申请书落到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为保险起见就将申请书销毁了。
汪维恒就这样再次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他知道,党组织会在需要的时候联系他的,他只要做好潜伏工作就好。
1946年夏,国内局势骤然恶化,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尤其是在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后,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抓紧一切时机向山东、中原、晋绥等解放区运送部队,大战在即,中央社会部接到中央的指令:尽快收集敌人在各战区军事调动的情报。
不久,一个自称南京地下市委的同志联系到了汪维恒,他就是中共南京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沙文威,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办事专员,是一名在国民党高层潜伏15年之久的红色特工。
沙文威能够发现汪维恒,除了有特工的敏锐外,还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沙文威作为研究院的办事专员,每天就喜欢留意各种事情,消息最是灵通,有一天,他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件趣闻,当时身为胡宗南34集团军的军需局长汪维恒,受到在该集团军任装甲上尉的控告,指控“克扣军费,士兵连鞋袜都穿不上。”
本来一个上尉的指控根本不会掀起多大的风浪,奈何这个上尉不是普通人,他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
因此这份指控报告一直报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自然相信儿子的话,二话不说立刻将汪维恒撤职查办,结果查完所有账目,发现汪维恒的管理并无纰漏,账目也很清晰,这就啪啪打了蒋氏父子的脸。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界一些高官自诩抗战有功,居功自傲,开始想尽各种方法捞钱,一时之间贪污之风盛行。
军需官自然是腐败的重灾区,军官往往与军需官沆瀣一气,大发横财,偏偏汪维恒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先后缉获卫立煌长官部私运布匹;缉获蒋鼎文行营私藏大批军服;缉获傅作义的西安办事处套购大批军布;揭发阎锡山办事处贿赂案;没收山西帮“通诚晋”走私军服案等。
有一天汪维恒接到线报,国民党34集团军谋师长虚报军饷,他立刻下令查扣,原来是胡宗南部下的一个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并且购买劣质军鞋滥竽充数,当时蒋纬国与这个师长沆瀣一气。
得知汪维恒挡了他们的财路后,蒋纬国就利用其特殊身份密报蒋介石,反诬汪维恒贪污军饷,发给士兵的军鞋质量很差,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狗腿子,当然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在汪维恒提出辞职后,竟然没有任何的挽留,直接批准。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汪维恒怎么好的官丢的可惜,更是暗地里骂胡宗南不像话。
汪维恒作为胡宗南系统下的官员,得罪了蒋纬国,又被胡宗南抛弃,按理来说政治生命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国民党内很多高官早就看胡宗南不顺眼,因此借机发难。
首先是何应钦发难,他认为必须要搞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再下定论,这才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
然后是刚刚担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得知此事后电请汪维恒到南京,就任军政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少将副署长。
陈诚
此事当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汪维恒是因祸得福,不但没有下岗反而高升了,这自然引起沙文威的注意。
沙文威早在宁波读书时担任学生联合会主席,就认识了汪维恒,还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只是不知道这个国民党少将汪维恒是不是中共诸暨县组织部长汪维恒。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证实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这让沙文威喜出望外,决定做汪维恒的工作。
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汪维恒的组织情况,认为他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向李克农请示,李克农是知道情况的,所以指示沙文威试探着与其联系。
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一家餐馆就餐,于是就蹲守在那里,制造了与汪维恒“巧遇”的场景。
汪维恒刚回南京就见到了同乡好友,自然喜不自胜,两个人亲切地聊了起来,当得知沙文威也是共产党员时,十分激动。
沙文威委婉地问汪维恒:“是否还愿意为‘家里’做些事情时。”
汪维恒就知道,这是组织上联系他了,他当即表示:“愿意,怎么不愿意?”
然后汪维恒讲到自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经过,并且感慨说:“这几年来,我如脱线之珠,离枝之叶,心里多么着急!”
等这一天,汪维恒已经等了很久,而且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回到办公室后,就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直留意的各种绝密情报,里面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
沙文威图片较少
当时国共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汪维恒的这些资料很快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并被放在了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使得我军高层对国民党的部队情况了如指掌。
在此期间,沙文威经常到汪维恒家里,作为国民党军内的军需高官,汪维恒几乎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通过沙文威得以源源不断传到党中央。
尤其是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蒋介石任命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率20万军队向刘邓大军发动总供给,汪维恒很快将参与此次作战的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速报沙文威那里,然后再转至党中央。
有一次国民党国防部与参谋部召开联席会议,顾祝同毫不客气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陈诚不以为然,认为你们部队打仗不行,还让国防部给你们背锅?
当时陈诚没有太多军功而身居高位,早已被很多人所瞧不起,在他主政国防部期间,国民党更是败仗连连,告他的举报信频频出现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陈诚主动请缨到东北重整山河,结果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被民主联军痛打,形势急转直下,很多人对陈诚群起责难,要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
蒋介石自然知道陈诚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为让陈诚避风头,也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台湾老照片
陈诚对汪维恒是一如既往的信任,一向把他当自己人,在自己调到台湾后,还将汪维恒弄到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
估计陈诚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如此信任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当时汪维恒认为解放军击败国民党军已是时间的问题,此时贸然赴台,以后可能就回不来了,一旦暴露,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他又想到,解放台湾也是迟早的事情,自己如果能够取得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等情况,对我军将来解放台湾会有重大的作用。
因此在与沙文威联系,报告了这个情况,中共情报机关对于沙文威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行为十分称赞,并同意他赴台,但是为慎重起见,让他一旦接到命令,就迅速撤离台湾。
为了配合汪维恒工作,党组织还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他一块前往台湾,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将汪维恒提供的情报传递回来。
自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国民党要不行了,因此疯狂向台湾撤离,然而此时,汪维恒却成了一名逆行者。
1949年春,汪维恒接到沙文威的一封信,让他迅速撤离台湾,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当时的局势已经十分复杂,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想要到台湾难,从台湾想要回大陆更难。
基隆港老照片
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出现了,台湾省供应局因局势变化宣告解散,汪维恒一下子失业了,于是他抱气给陈诚打电话,称母亲患病,自己要回大陆探望。
陈诚对于汪维恒负气出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还是劝汪维恒不要回大陆了,太过于危险,还派自己的夫人前来劝阻。
汪维恒担心自己要回大陆的行为引起怀疑,就自己一个人回了大陆,并把全家留在了台北,直到1949年5月,汪维恒的一家才从基隆港乘台湾最后一班返回上海的船,回到了大陆。
回到上海后,汪维恒把家人安排到霞飞路833弄7号的一栋房子内,为了安全起见,汪维恒告诉家人进门敲暗号:先敲两下停顿一下再敲一下。
当时汪维恒的子女见汪维恒整天忙进忙出,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人瘦了不少,精神却很兴奋。
汪维恒回上海的时候,陈诚任命他为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汪维恒的老朋友陈良此时已任上海市代市长,见到汪维恒后十分高兴,就推荐他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
因为上海形势比较混乱,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国民党每天都在杀人,抓捕共产党,汪维恒也无法与沙文威取得了联系,于是自行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汪维恒召集旧部,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安全封存日伪档案,同时阻止大量的资金继续外流。
当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不甘心失败,还想凭借上海城市条件与解放军做殊死战斗。
上海老照片
汤恩伯要陈良给财政局下令拨付巨款修筑上海的防御工事,汪维恒就劝陈良说:“勿做败局的殉葬人!”
陈良也认为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只能是让老百姓遭殃,于是就以没有钱为理由,没有给汤恩伯拨款。
在上海即将解放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胁迫陈良将上海市政府各单位的档案和账册全部烧毁。
陈良询问汪维恒的建议,汪维恒说:“这种行为会引起全体市民的恐慌,不利战争有害人民。”
陈良于是下令各单位“必须保全财物账册,不得销毁”,其中有一套《征收房捐依据图》,它标出了上海市区每条街、巷,每栋房屋面积、结构的详细图表。
这个依据图直接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市政建设,因此汪维恒派专人严加保管,生怕被毁。
汪维恒保存这些资料一直到5月27日,解放军全部解放上海时,随即汪维恒以“投诚”的形式在财政局向中共军管会代表顾准交接,然后在办公室里向对方交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建国后不久,汪维恒担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享受副市长级待遇,尽管权力如此之大,汪维恒也从不利用职权为家人搞特殊待遇。
一开始组织上分配给汪维恒一处洋房,被汪维恒拒绝了,后来组织上又打算分配给他一套180平的公寓,汪维恒也没有接受,他说:“要这么大干什么!”
最后,他要了一套淮海路面积只有88平的公寓,一大家子人全住到里面去了。
汪维恒留下照片较少,隐蔽战线工作者都很少留下照片
如果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汪维恒在解放后才知道自己的党籍并没有恢复,抗战时期重填的入党申请书也被销毁。
汪维恒虽然心里很苦恼,但始终没有放弃要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心愿。
在他儿子汪仲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时,特意去拜访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文威(后改名史永),汪仲远请沙文威帮忙恢复党籍。
沙文威说:“在浙江时我知道有你父亲这个人,但我们不是一个地区的。很多年后,我与你父亲接上的是工作关系,不是组织关系,无法证明他的党员身份。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全被破坏,又没有党证,我和金城都是后来重新入的党。金城那时是诸暨的县委书记,你父亲是团委书记,属他领导。”
后来汪仲远还去拜会了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金城说:“你爸是我叫他利用关系避入国民党军需界的。我告诉他进入军需界将来对党有利,以后会有人来与他联系。”
但是金城又说:“当时局势很混乱,我自己后来也被打散,逃了出来。那时没有党证,我也是后来重新入的党。”
1971年1月30日,下午,汪维恒在上海市黄埔区中心医院二楼单一病房闭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汪维恒在临终前不停念叨的是恢复他的党籍,一直到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详细的调查,发来批文:“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
分享好友
分享好友
打开腾讯新闻,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