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环游戏小组:探索学前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户外活动时间,家长和老师一起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四环游戏小组的这种模式,是社会多样化的一个选择。它的教育理念能够给学前教育多一个差别化的选项,这就够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图、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3月初的一天,春光明媚。四环游戏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组织孩子们和家长在北京西海湿地公园进行户外活动。大孩子在志愿者唐老师的带领下,跑步、爬山、踢球;小朋友则由老师和家长领着,沿着湖边观察植物。玉兰和迎春花芽苞欲放,雨水已过,惊蛰将至,春天就要来了。

“为什么假山只有这一面开着花呢?”

“因为这面有阳光。”

湖面上还有冰层,传出阵阵“咔咔”声,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知道那是气温升高、冰在融化了。

无论严寒酷暑,小组每周都会组织一次这样的户外活动,附近的后海、北海和玉渊潭公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3月3日,在老师的带领下,小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西海湿地公园参加户外活动。这样的亲子户外活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

▲小组的户外活动,老师和家长带着孩子们到公园爬山

没有围墙的幼儿园

小组位于北京二环内的胡同深处,银灰色的大门看上去像一户人家,里面是由三间平房围成的小院,白色砖墙已经掉色,门窗也松动了。

略显简陋的设施也有别致的地方:一串串红色的手工鞭炮系在窗框,玻璃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窗花,窗台上并排放着形态各异的小盆栽。涂上颜色的松果连同玉米、红辣椒和小葫芦一起用绳子串成W形,环绕在墙上——这些都是孩子们和老师、家长一起制作和布置的。

下午,两岁的果果由邻居阿姨送到小组。今天爸爸妈妈都上班,邻居帮忙接送。果果上个月刚刚加入,是小组里年龄最小的孩子。

来到相对陌生的环境,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老师安抚了一会,拿来小剪刀组织孩子们做手工。剪刀吸引了果果的注意,她学着小伙伴的样子开始剪纸,情绪也慢慢稳定下来,直到放学都没有再哭闹。

▲小组位于北京二环内的胡同深处,设施略显简陋,但被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布置得别有新意

▲两岁的果果来到相对陌生的环境,忍不住嚎啕大哭

▲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孩子们的手工和绘画作品

小组一直实行混龄制,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孩和小孩结成对子,彼此带动。日常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日常生活入手,引导孩子自主学习。每天的教学由晨间阅读、晨操、蒙氏自主活动和主题讨论等环节构成。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自由探索,尽情玩耍。不用整齐划一地排排坐,也不会提前教授ABC和算数等学科内容。

除了硬件设施和教学内容跟常规幼儿园不同,更大的区别在于这里强调家长的深度参与。在小组,老师仅仅是教育的辅助者,通过家长轮值、亲子活动、培养“妈妈老师”等方式引导家长回归幼儿教育的第一现场,唤起家长“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意识和责任感。

它就像一所“没有围墙的幼儿园”,家长可以随时来园,参与带娃和活动。

小组起源于四环综合市场——作为当时北京二环内少有的大型菜市场之一,它有七百多个摊位,摊贩多为外来务工人员。

2004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燕带着研究生来到四环市场进行学前教育调研,发现散居的学龄前儿童有八十多个,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他们成天在市场里乱跑,或者在摊位上睡觉。针对这种情况,张燕萌发了帮助摊贩兴办育儿看护点并在市场中探索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想法。

她想到了“游戏小组”(Playgroup)的形式。游戏小组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给未入幼儿园的孩子提供游戏机会和游戏场地的一种社区幼儿教育服务组织。

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了利用四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院子开展活动。2004年4月7日,小组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展了第一次活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里先后接纳过千余名儿童,其中六百多人顺利毕业(2018年数据)。

张燕退休多年,一直参与小组的教学内容——每周跟老师们制定教学计划,每月给家长们整理育儿学习材料,在家长会上一起交流学习。

在她看来,学习和教育是在生活和游戏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应增强孩子的感受性。小组会给孩子们安排贴近生活、亲近自然的内容,让他们在大自然中认知时令节气和传统习俗,也会讨论社会热点。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老师们依照习俗,在这天给孩子们剪头发

冬奥期间,小组组织了冬奥主题的讨论。孩子们分享自己看过的比赛项目和运动员的名字,还玩起了冰壶游戏——将桌面当冰面,把塑料小碗倒扣着在桌面上滑动,在桌子长边画两个同心圆,把碗推进小圈得10分,进大圈得5分。孩子们玩了好几轮,都说“看着容易,推起来真难”。

由于项目的社区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创新性,2016年,小组入选亚太幼教区域组织(ARNEC)“发展中国家本土幼教创新案例集”,是中国惟一入选的社区儿童公益组织。

▲“妈妈老师”张意雪带着孩子们阅读绘本

互动和融合

2014年9月,由于城市整体规划的需要,四环市场被关闭,再加上北京近年来开展的人口调控政策,小组的生源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外来务工家庭,京籍居民也占了一定比例。大家都因为对小组教育理念的认可,聚在一起。

糯米今年5岁,来到小组一年多了。她住在丰台区,每天跟妈妈Sunny坐地铁往返,路上至少两个小时。Sunny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糯米两岁10个月时,Sunny准备复工,经过考察,她选择了家附近一所私立幼儿园,学费加餐费每月七千多元。

刚开始上幼儿园,糯米比较抗拒,Sunny答应在门口等她,想妈妈的时候可以来找妈妈。但当糯米出来做操看到妈妈在围栏外,想跑过来找Sunny时,却被老师“温柔而坚定”地抱走了。从此,糯米对幼儿园更加抗拒,每天早上总是变着花样不肯出门。

这样持续了一个月,Sunny不忍心看着女儿每天这么痛苦,于是决定退园。第二年又报名了三所普惠幼儿园,但都遭到糯米的拒绝。Sunny突然想起之前关注过的小组,这里允许家长陪园。

糯米一听说这个“幼儿园”可以妈妈陪着上,就放松了很多。来到小组后,她很快就可以独立参加活动,恢复了往日活泼、自信的样子。

▲糯米家住在丰台区,每天跟妈妈坐地铁往返,路上至少两个小时

“我选幼儿园的时候会去看孩子的状态。孩子是被拘束的、无奈地接受现实,还是享受的、放松的,眼神和笑脸真的是不一样的。”Sunny后悔因为自己的纠结,无视孩子的痛苦,让她难过了一个月,“我后面总是在想,如果当时老师没有阻挠她,而是把她牵过来跟我说两句话再回去,是不是一切就不一样了?当然现在已经无法验证,但我觉得大人要看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去相信并尊重孩子的感受。”

以孩子为本、聆听孩子的声音一直是小组教学的重要原则。李青田是小组的一位“妈妈老师”,儿子辉辉在小组就读。来小组之前,她常常被辉辉气得“原地爆炸”,但现在慢慢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的妈妈和老师”。

▲以孩子为本、聆听孩子的声音一直是小组教学的重要原则。当孩子们在小组发生矛盾时,老师或家长先让他们释放情绪,然后再进行沟通

“在小组时间久了,我总结出一套化解矛盾的方法:当孩子闹情绪时,先让他把情绪释放掉,然后再问他为什么发脾气,让他把痛点说出来。孩子的视角和逻辑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他说出来,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需要引导的时候,再慢慢地跟孩子沟通,让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钱途来自安徽芜湖,他从两岁多来到小组,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哥哥钱进今年小学五年级,曾就读于附近的公立幼儿园。

据妈妈腊梅回忆,哥哥在幼儿园时总是放不开,三年里几乎没在幼儿园大便,都是憋着回家解决。老师跟家长最常用的交流方式是在群里发通知,家长之间也都不太认识。

小组这边就不一样了,腊梅几乎每天都去看看,每周跟钱途一起参加小组的户外活动,“有的家长学历挺高,但从没有看不起我们这种外来又没学历的,大家在一起做游戏、聊家常,还去同学家里做客,跟邻里的感觉一样,非常放松。”

▲腊梅和丈夫钱林与儿子钱途(前排)、钱进在自家的小卖部合影

腊梅印象最深的是每年儿童节,之前在哥哥的幼儿园,是小朋友在台上表演,家长在台下观看。而在小组,是大人和小孩一块玩。

有个“拉大车”的游戏,是每年六一的必备项目——孩子们在前面拉,家长们在后面蹲着走。每玩一遍,大人的腿都得疼个几天,但大家在一起还是玩得很开心。

腊梅一家在小组附近的胡同开了一间小卖部,Sunny特别佩服她,因为她友善亲和、关爱孩子、能干又勤快,每次来小组都干个不停。腊梅还烧得一手好菜,春游、秋游的时候总会带一个大保温瓶,里面装着她起早做的好吃的。

“小组里的成员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大家都很积极和真诚。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带防备的关怀和真诚的联结是最珍贵的。从这点上说,小组给了孩子们一个很好的人生开端,让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可信的,是可以互相帮助的。”Sunny说。

▲每天上下学,妈妈骑车带着果果穿梭在北京二环的胡同里

困境与转型

小组创办之初对四环市场的家庭是完全免费的,现在小组的每个孩子由家庭每月交纳800元的房屋自助金,用于支付房租,但这远不足以支付小组的运营成本——房租每年24万元,此外还有水电和教师工资等日常开销。

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小组主要依靠补助、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捐助维持低成本运营。近两年因为疫情,生源在减少,筹资也更加困难。

有家长建议小组提供午饭,这样能解决双职工家庭中午接送孩子的问题,也能吸引更多生源。

对于这个提议,小组的“妈妈老师”张意雪表示近期内小组没有提供午餐的计划,“这跟我们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家长通过每天多次接送,能够在小组看到孩子的状况,也能有机会多跟老师见面和交流,这其实是在增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参与度,而不是把孩子甩出来。”

▲郭占军与儿子郭羿辰在家中

郭羿辰的爸爸郭占军现在担任小组的校长,从羿辰两岁多加入小组,他看着孩子一点点成长,也见证了小组的发展和面临的困境。

研究生毕业后在京闯荡十年,郭占军在国企和私企都干过,也自己开过公司,他对小组的模式有自己的见解:“这种模式,不是说放之四海大家都能接受的,它只是社会多样化的一个选择。它的教育理念也好,现实条件也好,给学前教育多一个差别化的选项,我觉得这就够了。从长远来看,小组要生存和发展下去,确实需要转型:首先在保持公益性的基础上,尝试市场化的推广和运作;另外还要跟社区保持有效沟通,获得官方的认可和帮助,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这两方面不能改善,那确实是在夹缝中生存。”

(参考资料:《把种子埋进土里:四环游戏小组社区融合教育实践》,主编:张燕、李远香;《学前儿童养教的社区互助共建模式探讨》,作者:郭占军、张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