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18年，被家暴的农村妇女

划重点

美玲今年35岁，但结婚已经18年。回头来看，她几乎是“稀里糊涂”地嫁给了那个并不了解的男人，从此开始了被牢牢控制的人生。现在，美玲决定拼尽全力从这段婚姻里挣脱出来，这条路并不好走，但她不再回头。

记者|李秀莉

暴力开启的婚姻

2020年6月底的一天，星期五，晚饭桌上，丈夫把碗一扣，恶狠狠地指向美玲：“你走吧，我养不起你了，不走就把你的衣服烧掉。”一盘水煮白菜、一盘洋芋静静地躺在桌子中央，没人敢再碰。自从上次丈夫断了美玲的零用钱，家里已经20多天没买过肉了。小女儿吓得哆嗦。美玲央求，无果，她知道丈夫说到做到。此时，刚参加完小学结业考试的儿子站了出来，拉着她的手和她站在了一起，随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家。

一个多月后，美玲决定离婚。

2020年11月，我在昆明见到了35岁的美玲，她骑着电动车、载着女儿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此时，她已经在明心反家暴社工机构提供的庇护所里住了4个月，她告诉我，星期日不用做工，下午准备去教堂做礼拜。这是一个看起来健朗又外向的女性，身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留着学生头，头发别到耳朵后面，说到开心处，会哈哈大笑。只是，在谈起那段婚姻时，面前的女人语气沉了下去。

根据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过家暴，这是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

美玲出生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下的一个村子，就像大多数农村女性步入婚姻的方式一样，美玲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丈夫。不同的是，这段婚姻的开始就伴随着暴力。17岁那年，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信仰基督教的美玲和教会里一个一起长大的男孩订了婚，但订婚没多久，两人就闹了矛盾，一气之下，男孩出远门打工。村子的习俗是，女孩订了婚，就不能再出远门，美玲留在了家里。眼看离约定的婚期越来越近，男孩没有任何要回来的迹象，这段婚约也就基本告吹了。

在农村，被退婚对女方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就在这时候，一个因为躲计划生育政策暂时来美玲老家避风头的女人趁机向其介绍自己的哥哥。怀着赌气的想法，美玲让对方把男的约到自己家见了一面。男方看起来个子不高，身材偏瘦，第一印象虽“算不上特别喜欢”，倒也说得过去。而且听说对方家里条件不错，还有一台电话——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综合考虑之后，美玲决定再和男方接触一下，就跟着去了男方的家里。

第一次暴力在此时发生了。那天，美玲本想在男方家里吃完午饭就回去，但两家相隔50多里地，中午12点以后就没有车了。对方的家人劝其住下，第二天再走，美玲没多想。到了晚上，她被安排和男人的妹妹住一个屋，但当她准备睡下时，男方妹妹突然开始穿衣往外走，她预感不对，紧紧抓住对方，此时男人的嫂子走了进来，一起控制了她，美玲就这样被强制着和男人发生了性关系。

“我当时想，有了这样的事情，再去把自己交给别人也不行了，我已经被毁了，还能走到哪里去。”一个多月后，男方家里办了酒席。虽然还没领结婚证，这段婚姻事实上就这样开始了。

之后的十几年里，这段以暴力开启的婚姻，成为美玲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开始是拳头，你不知道它会挥向身体的哪个部位，有时候是额头，那么鲜血就会顺着头发流下来，在地上滴落一片；有时候是大腿、小腿、后背、胸部、后脑勺，总之没有可以被放过的地方。后来，丈夫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手机充电线、扫把杆、木头凳子，甚至铁锤——有一次在工地，丈夫将小臂长的铁锤直直砸向美玲的小腿肚，腿上的肉被砸下去一个坑。采访时，美玲掀起裤腿给我看，一个青色的印记至今留在腿上。最严重的一次，沉甸甸的木凳砸下来，凳子腿还在丈夫的手上握着，美玲的三根肋骨应声断裂，躺在地上一动不能动，头上不知从哪个位置冒出的血还在止不住地往下流。

丈夫打她的频率也不固定，大多时候，两三个月一次，频次高的时候，一两个月一次，没有规律，令人捉摸不定，家里因此常年充斥着恐惧的气氛。

农村妇女仍然是中国家暴问题的重要受害群体

为了避免被打，凡事都要让对方开心，包括性行为。“不管我是处于什么状态，一定要让他满足。如果不能让他满足，他会说，明天我再收拾你。”第二天丈夫就真的开始找事，“正吃饭呢，桌子一下子就被抬翻了，理由是你做得不好吃。”

但小心翼翼换不来绝对的安全，出手的理由可以千奇百怪。比如，笑是一种罪过，“只要看到我脸上有笑容，他就不高兴”。有时，丈夫开着电动车在路上走着，美玲坐在电动车后座，突然，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你看你过得可真舒服呀，真是羡慕你”，美玲吓得大气不敢出。

伴随着肢体暴力的同时还有精神上无休无止的贬低和侮辱，有时候是丈夫指责她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有时候是嘲笑她头发剪得太难看，有时候又威胁她“有本事你就离开，不要跟着我干活”。2019年，美玲趁丈夫回老家为乡邻奔丧，自己偷偷换了个工地干活，一个多月后丈夫回来，又开始追问她“在哪里上班，谁介绍你去的，老板是谁”，还非逼她把老板的电话号码拿出来。那晚，丈夫又动手了，“一巴掌下去，感觉下巴都被打歪了”。

无端的怀疑和极度的控制在这些年逐步升级。2020年6月，美玲在工地做工，手机没放在手边，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丈夫打了17个电话。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但丈夫要的是她无条件地服从。此后20多天，丈夫威胁她，不准她上班，也不给她一分钱，她只能靠家里的一点余粮度日。

认命

在这段充满暴力的婚姻里，最可怕的还不是暴力本身，而是一种彻彻底底、孤立无援的感觉。

结婚酒宴后一个多月，美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想生，但在农村，作为人妻，打胎是万万不被允许的，只有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生下孩子，大女儿还没学会走路，老二又出生了，紧接着是老三、老四。

不是没有反抗过，一开始，她尝试偷偷吃避孕药，但吃了药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月经8天或10天就来一次。她去上避孕环，当然没敢让丈夫知道，但两年多后避孕环失效，又一次怀孕。丈夫高兴得“手舞足蹈”，念叨着是老天送给他的礼物，而美玲崩溃到号啕大哭。

每生一个，逃走的希望就更渺茫一些。美玲想过干脆带着4个孩子一起走，但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让她迈不出下一步。结婚多年，美玲仅有过的积蓄是偷偷攒下的1万元，后来，丈夫和人斗殴，咬掉对方的耳朵，要赔五六万元，美玲把钱拿出来替丈夫还了账。这次事件之后，没再攒下过钱。事实上，从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美玲就开始跟着丈夫去昆明的工地做建筑工人，两个人做的活儿差不多，但工资都被丈夫代领，根本到不了自己的手里。美玲偷偷告诉老板不要把工资给他，被丈夫知道后又是一顿责问和拳头。被搞得筋疲力尽的美玲终于妥协，彻底上交了经济权。从此，钱虽然放在自己的卡上，但小到在网上买包卫生巾，大到买件衣服，都要找丈夫报备，发展到最后，美玲哀求丈夫：“你每个月抽烟最少也抽个三四百，一个月给我两三百块钱零花钱，让我自由一下行吗？”

但相比于孩子的牵绊、丈夫的经济控制，更让美玲感到无助的，是来自周围世界的漠视。有段时间，美玲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婆婆亲眼看到她被打也不说话，有时说儿子几句，或“拉个架”，“很敷衍的样子”，公公则躲在另一个屋，不露面。被打断三根肋骨那次，因为害怕美玲报警，婆婆甚至夺下她的手机。美玲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从下午5点挨到了晚上，再三哀求后，婆婆才用她的手机打了“120”。后来，爸爸知道了，问美玲要不要找人来打一架，被美玲劝了几句，事情也就作罢。这是美玲第一次告诉娘家人丈夫家暴的事实，大多数时候，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内心深处，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总是包围着她，“是自己要找的这个人，说出来感觉丢人”。

美玲也试着求助过公权力机构。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美玲曾一度燃起希望，被打了，赶紧报警，但大多数时候，警察只是当成家庭纠纷调解一下，有时候还会劝美玲，一家人过日子，难免磕磕绊绊。况且警察走了又如何呢？“消停一阵子就又开始打了。”美玲打“114”查询妇联的电话，接通了，对方在电话里劝，“两口子都有责任”，美玲挂了电话，从此不再打。

早年间，美玲还会寄希望于丈夫事后的悔改——每次打人后的平静期里，丈夫确实会变得好一点儿，既不会发火，还会哄着她，语气温柔，春风和煦。有一次，丈夫打到她眼睛肿起来，他看起来像自己下决心一样，说“以后不打你了，如果我下次再打你，我就让你走，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样的话总会让美玲觉得对方会改，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暴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理所当然。

日复一日地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美玲一度有种“认命”的感觉，想到“死就死了”。她尝试过自杀，一次是在贵阳，被打之后她准备跳水库，被人拦住；还有一次，她已经站在18楼的楼顶，准备跳时想到了犹大。犹大是《圣经》里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后因为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在绝望中于耶路撒冷城郊自缢身亡，尸体从树上掉下后肚子爆裂、肠子流出，死状惨烈。美玲想，我是个基督徒，如果今天在这里跳下去，我跟这个人一模一样，相当于下地狱。这个念头将其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

挣脱

在那次被丈夫断钱20多天后，美玲走投无路，找到了云南明心反家暴社工机构。成立于2012年的明心主要做个案服务，每年差不多服务一二十个家暴受害者。刘萍是该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自机构成立以后，接待的90%都是女性受暴者。美玲是通过四女儿一个同学的妈妈知道的明心，那位女性和她有一样的遭遇。

刘萍服务过的个案里，来自农村的受暴者占大多数，当她们来机构时，受暴时间大多已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美玲的婚姻关系里，同时存在肢体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这样的情况，刘萍称一般不会再进行夫妻关系调解，而是以让受暴者脱离家暴为目的提供帮助。

刘萍问美玲：“他都这样对你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怎么做？”美玲最开始的回答是：“我只想他每个月给我300块钱的零用钱，并且希望他不要再打我，我们俩好好地过。”刘萍见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婚姻明明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之处，但真的面临离婚这个选项，很多受暴者依然迈不出这一步。

美玲告诉了我她当时的恐惧。17岁跟了这个男人之后，几乎没有独立在社会上生存过，以前是在老家带孩子，后来跟着丈夫在昆明当建筑工。现在，4个孩子中大女儿已经上中专，每年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近万元的开支，小的还在上小学，加起来经济压力不小。况且在房子等财产的划分上，农村面临的情况也不同。美玲和丈夫在昆明一直租房住，男方老家的房子是婚后两人一起盖的，“不像城市的商品房如果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可以拿来做分割，城中村的房子以及农村的房子是卖不了的。很多嫁到男方家里的妇女真的离婚后，分不到房子，也拿不到钱，孩子又跟着她们，如何生存都是个难题。”刘萍说。

图|视觉中国

不过，在刘萍看来，跟着丈夫在昆明打工多年的美玲并非没有独立赚钱和生活的能力，对美玲而言，最大的障碍或许是心理上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临床法医心理学家雷诺尔·沃科（Lenore Walker）提出“受虐妇女综合征”的概念，指的是受虐妇女长期受暴且多次摆脱家庭暴力失败之后，会产生一种无法摆脱施暴人的心理。刘萍说，要打破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首先是要让她相信，你可以获得帮助。明心向美玲提供了庇护所。庇护所不对外公布具体地址，以保证不会被施暴者找到，任何受家暴的妇女，无论贫富都可以来申请，最短的可以住一天，最长的原则上住一个月，情况比较特殊的时间还可以延长。受暴者通过对庇护所日常的打扫和管理，换取所住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美玲告诉刘萍，“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轻松，如此的安全”，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离婚、离开丈夫的生活没那么可怕。自信是一点点找回来的。刘萍带美玲参加反家暴妇女扶助小组，几十个受暴女性围在一起聊天，美玲才意识到，“哦，原来自己是受暴最严重的那个，但别人都已经离婚了”。还有一次，刘萍带美玲去法庭看别人的离婚庭审，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性对着法官义正言辞地列数丈夫的罪状，毫无惧色，美玲被震惊了，“这个姐姐可真勇敢”。

从家里出来后不久，美玲的4个孩子都站在了她这边，亲情的支持给了美玲一剂强心针。她重新在建筑工地找了活儿，每天200元，收入可以勉强维持小儿子与小女儿的生活。现在，她白天送女儿去学校后，就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晚上接孩子回来，吃了饭就休息，不用再担心那随时可能挥过来的拳头，孩子们的脸上也开始重现笑容。当终于决定从充满暴力和控制的婚姻中逃脱出来，美玲形容，那感觉就像“一下子飞向了自由的空间”，“整个人得到了释放”。

美玲的离婚诉讼还在办理中。前段时间，丈夫找到机构，请求他们将一套衣服转送给美玲，意思是请她考虑一下回去。美玲没再动摇，换了电话号码，不再回复对方的微信。其间，大女儿就读的中专院校要求交学费和生活费，一共8000元，丈夫以此威胁，拒不缴纳。美玲卖了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根金项链，换了4000多元，再东拼西凑，总算交齐了。这是她从家里出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勉强得到解决。无法预料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但她告诉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心理准备。结婚18年，当打算离开时，她发现自己能带走的东西如此之少——除了这条项链，还有那辆带她离开的电动车。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无比珍贵的东西——自由，在丢失多年后，重新回来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7期封面故事。感谢李琳、丁娟、王亚利女士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徐胜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美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