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 | 东北鄂伦春持枪猎人:那是他人生中少有的自由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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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摄影 / 周平浪

编辑 / 杨深来

鄂伦春族自古以狩猎为生。17世纪中叶,由弓箭转为使用从沙俄传来的火药枪。长期游猎在大小兴安岭之中,鄂伦春族培养出熟悉山林、能骑善射的特点,但也因多次受近现代战争波及。

至1945年统计,鄂伦春族人口仅剩1007人,直到1953年响应政府号召,周恩来特批集体“带枪下山”定居后,全国鄂伦春族人口才开始缓慢增长,据2010年统计达8659人。

新生乡是鄂伦春族在全国少有的几个聚居点之一,全乡一千多人中只有一百多个鄂伦春人。其中,合法持枪打猎的只有十二个,47岁的葛春勇则是最年轻的一个。

十二月的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地上满是积雪,人、车、马、狗的足迹,清晰可见,正是打猎的好光景。

冬天的阳光打在白蒙蒙的玻璃窗上,鄂伦春猎人葛春勇却躺在家里的炕头,吧唧吧唧抽着烤烟,三块五一包的白灵芝,没烧完的粗烟叶梗挂在烟头上,眼看就要掉下来,他只眯上了眼,不管不顾。

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上去很孤独。

不久前,葛春勇养了一年的四条狗一夜间全死了,原因不明,身上没有一点伤口。连着乡里其他人家11条狗的尸体横在路上,拢共不过200米。养这些狗,少说花了他万把块钱,就是为了今年冬天的狩猎。

葛春勇的母亲张玉珍是满族,脸蛋细长,葛春勇也继承了母亲的细脸。不同于乡里其他鄂伦春人的宽阔脸庞,一把岁数了看上去还是娃娃脸,加上性格内向,他在乡里朋友并不多,年轻时娶了个汉族老婆,而后也离了婚。

如今母子二人住在政府给的房子里,那是2012年政府拨款1200万造的,作为给鄂伦春族的福利,房子外形像鄂伦春传统民居“撮罗子”,但里头全是水泥。

鄂伦春人享有一系列特殊的政策保障,能正大光明地打猎就是其中之一。

每到冬天的狩猎期,乡里的男人们就合计着上山打猎,一斤连皮肉最少20元,一颗卖给游客的野猪牙能有500元,而一头两岁的小野猪少说值个3000元,更别提早些年有时还能打着些“更值钱的”,至于是什么,乡人讳莫如深。

不少原本没有资格打猎的人,找着机会,就跟着关系好的鄂伦春猎人,搭伙上山分一杯羹。这些年政府对偷猎者的打击愈发严厉,拥有合法持枪证的鄂伦春族猎人,就是他们打猎的“保护伞”,奇货可居。可这样一来,原本十二杆枪对应着十二个猎人,也由此翻了几番。

2015年冬天,跟葛春勇合伙打猎的就有四个人,毛留海,大宝利,小宝利,汪臣,他们有的闯关东而来,有的退伍转业到此,往上一代,都不是黑河本地人。其中葛春勇、小宝利、毛留海是十几年的结拜兄弟,多年来彼此照顾,彼此倚仗,关系还算不错,但明里暗里也有些矛盾。

几个人去年合伙打猎,打了十几头野猪。回来后,除了几条猪腿肉,葛春勇家“只分到1300块”,老母亲张玉珍算来算去,怎么都觉得这笔账不对,当着一伙人的面,就喊葛春勇明年别跟他们一起打猎。

“葛春勇老实,我不当哑巴,该说的就得说”,她和儿子商量着,这一年就在家门口打几头野猪,哪怕少打点,也不至于被人占便宜。

猎户都得养狗养马,翻山靠马,打猎靠狗,即便是鄂伦春猎人,也得靠狗扑住猎物,才能用枪瞄准打。

打那以后,葛春勇就开始养起了狗,打算今年带着它们,和自己那辆万把块钱、生锈掉漆、保险杠也撞歪了的破吉普,一个人上山打猎。

眼下又到了一年里难得的狩猎季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距离打猎只剩几天,自己的狗竟然全死了。

狗暴毙的那一天,葛春勇刚出门就回来冲张玉珍喊,咱家的狗怎么眼睛发蓝。然后急匆匆给狗打了狂犬疫苗,但没过两小时,四条狗还是趴地上死了,“要么疫苗不好使,假的,但黑河买的不至于吧。要么是人为,咱家也不得罪人啊?”

隔天,乡里的老关就讨走了最大的那只母狗,带回家吃了。张玉珍搓了搓粗糙的手,倒抽一口冷气,“祸害啊,这的人太坏了!”

葛春勇只能和他的汉族结拜兄弟一起,又没法单独上山打猎了。

在乡政府领完枪,葛春勇隔天就和同伴们开车出发了,前往四个多小时车程外的37连屯——他们此次冬季狩猎的大本营。

第一天的行程不太顺利,大概是汪臣捎的汽油出了问题,葛春勇那辆破吉普怎么也发动不起。一行人在他家门外捣鼓了几个小时,原本定的早上8点出发,直到中午勉强出了门,天将黑了才到营地。

屯子最初于1966年开始修建,由沈阳军区四千多名官兵组成的农垦一师来到黑河屯垦戍边。转眼50年过去,当年修建的许多屯子近乎荒废,只剩一些老人还住着。年前因为没有生意,37连屯最后一家小卖部已关门休业。

毛留海在屯子附近有几亩地和一爿破屋,平日无人看管,只有院子里一个小房间单独上了锁,专门用来存放打到的猎物。因为附近是大片人烟罕见的荒野,毛留海的房子很适合作为打猎时的临时营地。

一行人从车上卸下行李,开始忙活起来,小宝利和汪臣给马和狗喂食,大宝利和毛留海去打扫卫生、生火煮食,葛春勇铺好被褥就躺在床上看起了电视,一脸悠闲,旁人对此倒也见怪不怪。

晚饭很简单,吃了几个家里带的饺子,喝了几两酒,大家就准备休息了。连着吃饭的地方,毛留海的屋子一共只有两个房间,里外各一张炕,窗外呼呼刮着寒风,葛春勇和关系近些的小宝利、汪臣睡里间,暖和些,毛留海和大宝利睡外间。

十几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立誓结拜为兄弟,之后每年打猎,好彼此有个照应。毕竟打猎是个很麻烦,也很危险的事。

打猎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驯马、养狗、汽车烧油、食宿安排,有时还会遇上意外情况——狗咬了别人羊要赔钱,偷猎者在地里埋涂了羊油的炸子儿,狗一咬立刻会被炸死,车碾了少说爆个胎,万一咬了人就更麻烦,诸如此类都是看得见的成本。打猎后要处理猎物,明里暗里找到合适的渠道出售,需要人脉,也需要生意头脑。

最费心的还是打猎的过程,合格的猎手首先要会分辨脚印,形状、深浅、新旧;骑马翻山、放狗捕猎,要防密密麻麻的树枝勾着人,还要防野猪临死反击。猪牙锋利,顶着了就是开膛破肚,这些年下来,他们因此折损了不少好狗。

合作多年,每个人对这些环节都已轻车熟路,尤其是葛春勇,骑马训狗都是一把好手,但遇上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刻,葛春勇对此并不在行,还得他的汉人兄弟们出面。

11月26日,路上遇到一辆林场的越野车,双方错车停在路边寒暄几句,对方提出分块野猪肉吃吃。不给,怕得罪人,给,怕坏了规矩,给不给呢?大宝利很快拨通了市里林业局朋友的电话,“只是个林场的副场长”,他很快问到了对方的身份,“不给了!我还当谁呢,切!”小宝利随即作出了决定。

往年打猎时,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好在当地对鄂伦春猎人比较宽容,又有葛春勇这杆枪,一行人偶尔的擦边球有时也能蒙混过关。“不给他肉也行,但总得备条路,万一遇上啥麻烦呢?”同伴们三言两语,剖析了一番利害关系。

葛春勇手上那杆半自动是他十八岁买的,用了近三十年,早就没了准头。在某种意义上,这把枪更多意味着合法打猎的资格证,让他们免受惩罚。但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件事是,尽管政府发枪,但子弹却得自己想办法找,不容易。

汽车剧烈颠簸着,葛春勇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紧紧抱着枪,只顾看着窗外白茫茫一片荒野,就像个局外人。

这年冬天,他们的收成不错,三天就打到四头野猪,光六百多斤肉就能卖个一万来块。

晚饭的主食从泡面改成了野猪肉。心情极佳的葛春勇盘坐在炕上,几口就闷下八两白酒,又干了一听啤酒,很快就吐了一地。“这就是鄂伦春,瞧见了吧!鄂伦春的媳妇也绝对不能娶,婚前还好,结完婚你不让她喝酒,她就和你喝命!”同伴们目目相觑,彼此打趣,或责怪对方劝酒太猛,但没人愿意去清理满地秽物。

葛春勇吐一阵,睡一阵,迷迷糊糊说着谁也听不懂的梦话,倒是指间早已熄灭的烟头,被他紧紧夹住,纹丝不动。

“葛春勇就是个肉X,要不是他合法持枪,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去打猎”,对于这样的情形,他的同伴似乎早已习惯。“肉”这个字,在当地用于形容人懒,笨拙、行动缓慢。而在他同伴口中,则又多了几分情绪,既不满他有时的懒散,又不屑于他在人情世故上的幼稚,“不会来事。”

对于葛春勇这些结拜兄弟,张玉珍看得很轻,“他们就靠着葛春勇,葛春勇有枪证,他们有狗,那就只能一起合作呗,就这意思。”但每次听到母亲这么说,葛春勇都会试着去阻止,在他看来,自己的朋友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这几个十几年的老朋友。

尽管少不了矛盾和争吵,但至少可以不那么孤单。

葛春勇很渴望打猎,也曾为此作出过不少妥协。

从小,葛春勇就对每年的打猎心怀期待。儿时的记忆里,父辈的口述中,从前鄂伦春族的老猎人德高望重,带领大家上山打回的猎物,都是大家一起吃,一起分,那时乡里的人虽然不多,但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到了十八岁,葛春勇有资格持枪后,父亲就带他去派出所办了手续,花两百多块钱外加一块野猪肉,从族人那里买了一把半自动猎枪,领着他上山打猎。此后近三十年,他就从未停止过打猎,对于一个鄂伦春人来说,打猎,是比语言更加重要的集体记忆。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政府对于猎户枪支的管理逐渐收紧,九十年代当地发生的两起持枪杀人事件加剧了这个局面。在那之后,当地派出规定,非狩猎期间猎户枪支一律由乡派出所统一管理,并不再为猎户更换枪支,配发子弹。

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狩猎期发枪的政策延续至今,而每年的发枪也变得更加充满仪式感,这些鄂伦春猎户被要求穿上民族服饰,接受媒体拍摄、采访,或是配合媒体,对着镜头表演一番。但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政策还能维持几年。

除了政策,猎物的减少则是另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

十几年前的新生乡,进山就不会空手,离家三四里地,就有成群的犴、狍子、野猪,熊也不算太稀罕。

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曾经漫山遍野的猎物,变成了明码标价的稀有品,曾经充满自由和欢笑的记忆,也已渐渐淡去,“到了新生乡,啥都变成钱”。越来越多游客被独特的鄂伦春文化吸引而来,有的人甚至开始拿死马肉晒干做肉条,冒充犴肉、熊肉卖。

据新生乡书记王伟说,因为周边只有新生乡还可以在冬季合法狩猎,许多不法份子试图蒙混上山盗猎,他们人数远超鄂伦春猎人,手中的枪支也更加先进,对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鄂伦春族在狩猎时有许多禁忌,虽然多数已被遗失,但仍有一些被多数鄂伦春人恪守,例如不打幼兽,不打正在交配、哺乳的野兽,不用“下套”的方式狩猎。然而这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对于盗猎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即便是葛春勇的同伴,有时也不愿遵循他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

这些年来,随着山上越来越难打到猎物,有时他们看到年幼的野兽,也照样会下手。葛春勇也说不清,他是不愿去阻止,还是无力去阻止这些事。

猎物愈发稀少的同时,是越来越多的鄂伦春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对打猎失去兴趣。

葛春勇不是不想和亲人、族人结伴上山。打猎历来都是部族协作的活动,但不知从何时起,鄂伦春人间的联结变得越来越淡薄。

葛春勇有不少近亲、远亲在政府担了一官半职,已无心打猎,而是在乡里修起了漂亮的博物馆、纪念广场,和一个个鄂伦春人形状的假人,放在景点供游客拍照留念。

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开始和汉人结婚,逐渐适应了休养生息的农耕文明,他的同伴中,汪臣和小宝利都娶了鄂伦春媳妇,“漂亮,有房子分,还有政府补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他的大哥是乡里有名的猎手,但对这个弟弟并不赏识,不愿和他搭伙上山。就连葛春勇的儿子也不喜欢打猎。“那是纯受罪”,葛鑫今年23岁,只在15岁那年随父亲上山打过一次猎,除了依稀还能记得的乐趣,印象最深的还是艰苦。

2016年12月2日,新生乡政府,一群年轻的政府职员穿着定制的鄂伦春族服饰,捧着桦树皮做的民族手工艺品,准备迎接下乡考察的领导团队。

作为此次活动安排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葛鑫穿上了得体的衬衫、皮鞋,忙里忙外,处理领导指示,安排组员具体事务。

在葛鑫15岁那年,明确表达自己不愿意打猎后,葛春勇就让他去读了民族学校,考了公务员,成为了乡政府职员。处事干练的葛鑫颇受领导赏识,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升职。

儿子不喜欢打猎,也好,葛春勇希望儿子在打猎之外有一技之长。毕竟,时代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并不如意。而这一年,他冒着风险,想要独自上山打猎的尝试,也因为一场意外而以失败告终。

或许因为他不是纯种的鄂伦春人,也或许因为他的个性太“肉”,又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生活就像谜一样,葛春勇想不明白,也无力检验乃至解决这一个个的可能性。

他只能妥协,在酒杯里,在山林中,在马背上。那是他人生中少有的,自由自在的时刻。

运营统筹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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