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真相你还留学吗:谁说海归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赵刚Andrew
2017-07-17 08:13:09

留学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行政化的留学不再是社会主流,更多人取得了更多国际教育的权利。但“裸归”的尴尬说明,留学是个人国际化的体验和尝试,但海归身份与好工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自我激励的内在机制永远是我们独立人格的保障!

自从2003年到英国留学,之后从事跨文化教育传播工作至今,我对留学的价值、海归的定位,做了十几年的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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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2017年3月1日发布的2016年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统计数据,近五年来,自费留学的比重持续保持在92%左右,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形式占据主导力量。

尽管如此,“留洋镀金”的神圣感似乎正在减弱,很多人抱怨当下自费留学生的素质与早期公费生相距甚远。

不过我倒认为,中国出国留学全面市场化,包含着巨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去贵族化”的留学,推动了大众教育的国际延伸,弱化了国内精英教育的垄断地位。

留学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行政化的留学不再是社会主流,中产及中产以下的社会阶层,取得了更多国际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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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留学精英化的削弱,在国内随即产生了“留学无用论”的论调,留学面临着被庸俗化的危机。

从职场角度分析,留学是个人国际化的体验和尝试,但海归身份与好工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按说,海归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素养和优势。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教育体制锻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同时又在国外留学过,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谙国内文化环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识形态氛围,精通汉语、英语,于是游走于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并靠这种“走钢丝”的技艺谋生。

不过,以上的描述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会打折扣。

从内因分析,一方面,海归的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作为技术层面的英语,一直以来是中国留学生的软肋。片面追求雅思、托福的分数,长期忽视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中国留学生在国际环境中很难生存。

而“低龄”留学生则面临着汉语能力不足的尴尬。中学阶段就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到国内工作时汉语沟通有些跟不上,需要反补汉语。

另一方面,对中西文化——特别是职场文化——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深入思考,也不是仅靠留学就能够“速成”的。

而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国外职场遭遇尴尬。

3

蔓藤教育集团2017年6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指出,74%的中国留美学生没有实习经历,而重视实践技能的美国社会,70%的新员工是从实习生中选拔的。也就是说,没有实习经验,中国学生很难拿到工作签。

2015年获得美国工作签证(H1B)的中国学生只占中国在美国留学总人数的5%,约7,000人左右。

在英国,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占压倒性多数。一般情况下,硕士的学制只有一年,在一年内完成学位、找到工作,难度很大。而且英国的实习并不计入总成绩,实际上就是兼职工作而已,没有硬性规定。

即使有职业规划,恐怕也很难实施。这样,相比美国,中国学生的留在英国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只有海外学位、没有国际实习和工作经验的中国海归被称为“裸归”,与应届大学毕业生争夺工作岗位。

国内职场的压力也不小。仅2017年,中国就业市场就面临着1,335万就业大军的巨大压力,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795万,海归约40万。

这样看来,不难理解近年来中国海归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归根结底是国外工作不好找,想不回来都不行。另外,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相比全球其他地区,还是“有利可图”的。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供求关系决定了归国留学生的身价和职场方向,海归虽然整体素质较好、数量不多,但也没有奇货可居、左右逢源。

《白皮书》中的一组数据表明,留学归国人员的薪酬待遇,比想象中的还要低。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高达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的只有15%。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生活成本应该高于欧美的一般城市,而收入与欧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使按照国内的生活水平衡量,10,000元的薪水在北京也只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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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西学东渐的留学,没有教育国际化的尝试,就没有当今中国国运的上升势头。

处在国际前沿的海归,一方面实现个人的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还在为整个国家的全球化扩大新的视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又是那样宝贵、稀缺!

核心问题还是海归在职场中的心态和自我定位。

不管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在工作职位描述(job description)中,总有一项叫self-motivation,自我激励。

我揣摩了这么多年,自己的解读是,别指望公司、单位给你激励,如果有,算你运气,没有的话,你不也得照样干吗?自己激励自己吧!

在国内职场中,海归面临着体制内外的抉择。

没有激励机制的“体制内”死水一潭,大尺度激励机制的“体制外”累个半死。

简而言之,“体制内”更需要承受约束带来的压抑、痛苦,以换取体制内的认同和保护;而“体制外”则更需要承受放任带来的孤独、恐慌,以换取体制外的自由和洒脱。

除了企业、单位的性质外,与激励机制有关的,还有“牌子”问题。

直到留学英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习惯于用外部认同的品牌包装自己,名牌大学、大牌公司、国际化的工作……

不过,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社会认同虽然有用,但也是“双刃剑”。职场中,“大牌”的外部环境其实更多是一种威压感,面对“神”一样的雇主,只能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没有话语权。

这种相当凑合的工作,只能维系生存,却没有活得更好的空间。

如果我们能以合作而不是听命的态度面对雇主,此时外部的激励便是谈判的筹码,而自我激励的程度将决定我们自身的适应范围。

自我激励的内在机制永远是我们独立人格的保障,这比职业更重要!

记得在英国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我遇到成熟稳重的学长Y,他聊起回国后的职场时,特别点拨道,“回去估计还要十年才能最终定位。”

算起来,从英国留学至今已经十三四年了,一直在国际教育这一行,而“定位”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其间的兴奋、困惑、喜悦、失落混搭在一起,忙忙碌碌,起起伏伏。

如今看来,这正是在中英文化冲突、磨合、共存的夹缝中进退维谷、艰难跋涉的生存体验。

从2014年开始,我决定换个活法!

我借助自媒体平台,发布亲历留学、海外工作、中英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文章,以文字的形式与关注英国留学的学生、家长、中方合作院校管理人员、教师、留学中介、校代同行以及关心英国文化的知识大众交流、切磋,这些文章的阅读量不断攀升,仅在搜狐公众平台(教育类)的点击量累计已经超过了700万次。

2016年9月,我的新书《到英国去》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2016年8月至今,我做的留学(及中西文化摩擦方面的)公益讲座已经达到了31场,走访16个城市的国内高校及教育机构。

2017年伊始,我受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城市广播之邀,直播或录播了有关留学与人生规划的专题节目。

我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招生、销售,而是就中国学生如何通过留学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主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做大众传播。

我正尝试用搭建个人品牌的方式,推动我工作的英国大学的业务发展,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我希望的职场方向。

“我发觉,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并且这件事情是对的,只要你心无旁骛的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你会收获很多,同时在最后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收到类似这样的学生来信时,我能感到留学之于我的价值——也就是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提到的“使命感”(sense of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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